当前,全球经济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冲击后逐步走向复苏,由此也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恢复与调整新阶段,而中国经济更是遭遇前所未有的“三期叠加”,这既需要解决老问题,又要不断解决新问题,政策不能过于刚性。
从未来中国金融货币政策取向上看,既要保持政策总体稳健,也要实施定向、定量和定期的适度宽松政策,完善流动性风险治理并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货币政策应充分估计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性,要充分考虑流动性与实体经济、短期流动性与长期流动性,以及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平衡。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减速叠加风险暴露,因此,管控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2008年以后,政府4万亿资金大量进入基础设施等中长期投资领域,而我们传统上并没有中长期融资渠道,银行体系大都是短期融资,这就造成严重的金融错配。2014年是融资大年,前期债务到期压力非常大,并且集中到期使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高利率环境下的“去杠杆”也会加大实体经济的存量债务压力。特别是近一时期,有关房地产开发商大幅降价、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以及局部地方债、影子银行资金链可能断裂等风险对货币金融政策提出严重挑战。因此,需要采取综合性金融管控措施,在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需要操作手法上的创新。
一是打开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空间。货币操作要更具前瞻性、及时性、针对性和灵活性。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灵活使用再贷款、再贴现、SLO和SLF、定向央票等定向调节工具,通过“放短抑长”的操作方法,保证货币市场短期流动性平稳,同时适当锁定中长期流动性。此外,可以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针对不同机构甚至实体经济部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流动性管理。
二是实施定向“点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实施定向宽松和结构性信贷政策,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对不符合产业导向的金融机构,可通过发行定向票据等方式紧缩其流动性。
三是在考虑全年货币信贷增长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央行可以调整货币和信贷的月度分布,以缓解信托集中兑付的压力,避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
四是把小幅降准作为备选方案,提前进行资金布局。2014年二、三季度是城投债和信托的集中兑付期。在目前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偏高,货币乘数偏低的背景下,特别是考虑到美联储Q E退出将不断推动国内基础货币“资金池”水位下降,一旦出现流动性风险,可考虑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释放广义流动性。
五是通过托宾税等方式,构筑资本开放的金融防护网。近期,国际投机资本加速流出,汇率贬值预期升温,国内美元利率显著上升,鉴于外部融资对货币利率和汇率非常敏感,为了有效防止人民币贬值预期进一步强化带来的外债风险,应考虑征收托宾税,增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效率,构筑金融安全防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