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让社会各界备受鼓舞。人们相信，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今，我们迎来了三中全会之后的首届“两会”，改革必将成为这届会议最耀眼的关键词。
在经济增速不断下滑，产能过剩、环保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改革被人们寄予了厚望。面对挑战，决策层表现出了“动真格”、“啃硬骨头”的勇气与信心。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本届“两会”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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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土地改革有利于加快城镇化建设
土地改革将成为今年“两会”的讨论热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被认为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在多年来的“两会”上持续关注土改话题，今年他的建议中又有三项与之直接相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蔡继明表示，土地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土地改革撑起城镇化建设
NBD：您怎么看待土地改革与城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蔡继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现在人均建设用地的水平特别是宅基地的水平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还存在着发展空间。城市周边郊区的农业用地，可以直接转成城市建设用地。此外，农民进城落户变成市民，节省出的农村相应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满足城市化建设需要，甚至还可以更大程度地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
NBD：目前土地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蔡继明：由于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和退出机制，两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在农村保留着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村土地的流转额不足10%，这不仅使农民工难以获得在城里安家落户和创业发展的资金，而且难以斩断与农地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阻碍了农地向种粮大户的集中，使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难以推进。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的很大一个部分为要素市场，而经过30年多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要素市场尚未完全建立，比如土地。
法律掣肘需解决
NBD：目前各地也开始尝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但仍处于探索阶段，从制度框架上，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蔡继明：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要使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条件下，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这涉及到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其中包括《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曾有关于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表述，但是数年来，该项工作进展缓慢，原因在于土地的征收条例、补偿条例要以《土地管理法》作为依据。
我这次的建议中提出要缩小征地范围，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必须修改《宪法》中有关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条款。因为《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我们的建议是把这一条改成城市的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形式。即使是列入城市规划圈的农地，只要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不必再采取征收的方式变成国有建设用地，而应该允许农民集体所有的农地直接转变成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做了这样一个修改之后，其他的一系列跟土地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够相应修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样一个精神才能够得到贯彻，这是我这次“两会”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
合理规划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NBD：目前，已经有一些省份尝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您怎么看待这些尝试？
蔡继明：应该说还有改进空间。
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宅基地；第二部分是公共设施用地，包括道路、桥梁、学校，卫生院等；第三部分就是乡镇企业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大概有16.5万平方公里，其中至少70%是宅基地，真正属于经营性建设用地，即乡镇和村办企业用地所占比例很小，约占10%。
如果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仅限于原有的乡镇和村办企业用地，如此建立起来的所谓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占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就不大了。
我认为应该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结构根据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动态调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新村建设和旧村改造，农民自住性宅基地所占比例会逐步缩小，公共设施用地也会相应减少，应允许由此节省出来的建设用地调整为经营性建设用地。这就可以逐步扩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规模，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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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
今年经济不会“硬着陆”中央改革决心空前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关注热度有所下降，外界更期待看到本届“两会”将传达出决策层怎样的改革决心。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规划出改革蓝图，而一系列问题也将与改革迎来正面交锋——究竟经济的再平衡与改革之间关系几何？改革的时机与节点又会怎样安排？《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与国研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看他们如何看待上述问题。
2014年经济增速或再降
NBD：您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怎样一个判断？
张卓元：社科院的宏观经济分析大概GDP增速是7.5%，固定资产投资在19%左右，PPI继续为负值，起码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个人认为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2013年全年GDP增速是7.7%，2014年估计比7.7%还要略低一点，但是我认为也不必太悲观，不会出现外国个别人士判断的“硬着陆”。因为毕竟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还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展的潜力，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我想7%左右的增速能够维持一段时间。
余斌：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不会太高，制造业实际上已经是连续两年投资增长大幅度下降，产能过剩、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使制造业增长出现明显滑坡。
同时，在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再指望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能够达到很高水平。整个投资的增长有可能会下降到18%左右。
NBD：在经济下行中进行改革会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余斌：从就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下降到7%左右，对就业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会不会带来就业状况的明显恶化呢？回答是否定的。10年以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我们需要1500亿元的增量，而2013年，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它的增量接近6000亿元，一个百分点和10年以前相比差不多是4倍的差距。
再加上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服务业1万亿元的增加值创造的就业跟第二产业相比，要多30%。从这个角度来看，GDP增长速度出现一定的下降，对就业并不构成压力。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经济增长适度放缓，处在7%左右甚至是略低于7%的水平，对中国来说并不构成大的风险或者挑战。
经济再平衡唯望改革
NBD：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危机？
余斌：从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2012年经济增长下降，到三季度达到谷底，政府采取“稳增长”的措施，踩了一脚油门，仅带来了四季度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回升，（2013年）一季度马上转入下降。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二季度是谷底，同样政府采取新一轮的“稳增长”措施，又踩了一脚油门，又是三季度一个季度的回升，四季度再次出现下降。
此外，经济增速下降的后果，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再加上我们是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民生类支出大幅度上升的时期，一方面收入增速下降，另一方面支出刚性扩张，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张卓元：2004年到2007年的超高速增长，大起之后没有大落来实现再平衡。像我们1992年大起以后，后面连续几年落到3%的水平，这样的话，实现了经济的再平衡。我们现在严格说来大起有了，但是再平衡还没有很好实现。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我想是不可避免的，也许7%左右，甚至稍微略低一点，这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
现在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提前发展、新增的贷款和社会融资的总规模越来越高，同时利率却在走高，这是很不正常的。近两位数，甚至超两位数的利率水平，加上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还是要靠改革来找出路。
改革决心空前
NBD：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显然需要改革，但出发点是什么？阻力在哪？
张卓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还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还是深化改革，如果不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很难实现，市场的决定作用也很难发挥，政府本身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按照设想，中央政府主要是搞好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讲了四个职能：提升公共产品、加强市场监管、做好社会管理和保护环境。
这些职能能不能够很好地发挥？我总觉得政府的改革困难，比如说去年下半年，政府怕GDP下滑得比较厉害，靠政府投资、经济投资来抑制经济的下行，实际上还是政府主导，说明政府改革的重要和困难。
余斌：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速，或者中高速这么一个转换的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金融危机的方式来强迫市场转型。
实际上，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是一种被动的、振动很大的调整，它强迫你经济调整到一个新的水平上。而改革是我们的一种主动调整，通过深化一些相关领域的改革，从而让已经积累的风险能够有序得到释放，而不是进一步积累，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重大的波动。
NBD：改革的优先顺序您怎么看？
余斌：《决定》说到2020年我们要完成决定所提出的改革任务，这里有一个优先次序问题，我们究竟应该优先改什么呢？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那些具有明显增长效益的改革放在优先位置，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
哪些领域能够释放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如三中全会的《决定》讲了，推进水、石油、天然气、店里、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就是把技术产业领域那些不具有垄断性的环节放开准入，通过竞争来提高效率，优胜劣汰，降低成本。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些领域的改革，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的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另外一方面能够有效应对短期经济增长下降的负面影响。
张卓元：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些方面进展得也比较好。虽然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改革为重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效果最大的还是中央 “八项规定”，这些是党的建设制度，效果很明显，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央的权威，对经济改革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NBD：目前我国改革的成效和决心究竟有多大？
张卓元：这次三中全会的 《决定》跟过去最大的不同，这次是全面改革，是五位一体的改革，坚决落实。在文件起草一开始就计划这些改革措施是要落实的，而且在计算有哪些改革的举措，甚至这些举措将来谁来执行。
现在已经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成立了中央改革办。我记得2005年、2006年我们有几次在中南海开会，曾经向总理当面建议过，希望能够恢复像体改委这样的机构来推动改革。现在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具备极强的权威性，增强了大家对于中国的经济能够在改革推动下稳中求进的信心。今年中国在深化改革方面，我想会逐步动真格的。
要克服当前宏观经济的困难，特别是避免今后更麻烦局面的出现，我想要靠改革，只有改革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2014年在改革方面能够逐步向前推进的话，中国宏观经济会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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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微论
改革势在必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首次“两会”备受瞩目。这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首次在“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相比往昔，今年的改革脉络更为清晰。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已经步入深水期，某些领域浅尝辄止的改革已经无法令人满意，但如何啃下财税、土地等“硬骨头”，目前只有蓝图而缺少明确预期。
决策层反复强调的改革，需要突破陈旧观念的障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加强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在此背景下，今年“两会”被赋予了多层次的意义。
全国代表委员3月齐聚北京，必将从各自领域献上改革箴言，与此同时，“两会”更是一个激辩改革的试炼场，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广泛的响应。
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一个毋庸置疑的理由来源于，我国的GDP增长已经离传统的“保八”思维渐行渐远，不仅增速已经在7%~8%之间徘徊，产能过剩、地方债危机以及金融杠杆难去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拦路虎。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经济虽然今年增速可能有所提高，但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金融政策调整带来的冲击，脆弱的金融防线很可能使得金砖国家成为新一轮震荡的风暴眼，我国尽管有着稳定的金融体系和外汇储备，但能否独善其身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增长还是改革？这既是一个搅缠在一起的问题，又存在一定的取舍关系，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就业与稳定仍需要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改革所面临的宏观环境不但不是一马平川，而且还需要巧妙避开增长洼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60个改革任务，3个多月来，全会部署的多项改革或已现雏形，或已经启动。如果把出台规定和部委主要领导的表态算在内，目前已有至少31项改革陆续出台了相关措施或已着手细化改革内容。
不过，之前被称为改革突破口的财税体制和与城镇化战略高度相关的土地改革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出台，“两会”也被视为这两项经济领域改革的重要窗口。
“行百里者半九十”，对刚刚启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而言，梦想需要现实去体现，豪言有待行动去实践，改革更要以当下为铺垫，一届以改革为核心的“两会”，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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