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开闸至今，已有18只新股正式上市交易，颇有意思的是，这里面八成多的股票在上市首日均有一个同样的遭遇，即交易的时间都不超过5分钟，而出现这种“特别”的现象是因交易所实行的炒新停牌制度，但是，让市场颇为诟病的是，由于新股因此有了最大涨幅限制，反而容易被炒新者所利用，这也让炒新停牌机制陷入尴尬的境地。
炒新停牌制度的漏洞
为了遏制市场炒作新股，沪深两家交易所在去年底分别对新股上市首日设置了涨幅的最高限制，首先，新股开盘价不能较发行价上涨超过20%；其次，若开盘后涨幅较开盘价上涨10%，则需要停牌一小时；另外，如果盘中的涨幅较开盘价上涨20%，则会被直接停牌至14时57分。也就是说，若这些限制一一被触及，那么，该新股在上市首日交易的时间恐怕不会超过5分钟。
众所周知，交易所实施这项规定本意是为抑制市场疯狂的炒新冲动，减少中小投资者的损失，然而，从这几日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个制度似乎也存在漏洞。其中备受市场争议的是，庄家或者炒新者只要利用一小笔资金就可以将股价拉到高位，直接触及临时停牌的底线，从而将股价定格在最高位，形成获利的最大空间，进而达到炒新的目的。
不过，市场一开始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漏洞的存在，当然也或许是市场不看好的原因，第一只上市的纽威股份全日并未触及上市首日限定的最高涨幅，当日该股的涨幅为43.49%，收盘价为25.34元/股，而促成这个股价形成的交易资金高达13.16亿元，即交易量为13.16亿元。但是，此后陆续上市的新股，大部分都因触及最高涨幅线而被两度临时停牌，且尤为一致的是，越到后面，炒新花费的资金量越是在下降。也就是说，同样是把股价封在45%左右的涨幅上，但使用的资金却越来越少，这可以从1月21日上市8只新股两次临时停牌时的成交量和昨日上市8只新股的前两笔成交量比较得出。
当然，昨日8只新股的成交量变小，也不排除是因为打新投资者在那个价位上的卖出意愿在减弱，毕竟越是在后面启动发行的新股，其在确定发行价时，剔除高报价部分的比例也较之前启动发行的新股要高。
撬动新股暴涨的成本变小
北京商报记者将18只新股上市当日的成交量做了一次统计，发现将新股的价格定格在最高线上，即触发新股被两次临时停牌，最低仅仅需要使用430.6万元的资金，这事真实地发生在昨日上市的众信旅游上。
从昨日众信旅游的分时图可以看到，该股在9时30分一开盘，第一笔成交价就高达30.56元/股，较23.15元/股的发行价上涨了32.01%，因超过了累计为30%的最高涨幅线，该股被第一次临时停牌，而当时的成交量仅为70.82万元。这也意味着，炒新者将众信旅游的股价定格在停牌一小时的警界线上，只花了一笔仅为70.82万元的资金。
接着来看，10时30分众信旅游复牌后，炒新者依然是只用了一笔交易就把该股股价封上了第二次停牌的警界线，当时交易成交的时间是在10时31分，交易价格为33.62元/股。值得注意的是，该笔交易的成交金额也只为359.8万元，但却让众信旅游被一直停牌至14时57分。由此来算，炒新者两次将众信旅游的股价定在最高涨幅线花费的资金只有430.6万元。
而事实上，相对于在1月21日上市的7只被两次临时停牌的新股而言，炒新者将昨日上市的8只新股封在最高涨幅线上普遍只花了较为小量的资金。除了众信旅游之外，汇金股份的前两笔交易额累计也只有454.2万元，扬杰科技的为634.3万元，思美传媒的为786.5万元，即便成交量最高的也只有1954.1万元，为恒华科技。但是于1月21日上市8只新股前两笔股票的成交额却要高出许多。以当时遭到两度临时停牌的7只新股为例，把新宝股份封上临时停牌线的两笔资金分别为1346万元和3172万元，总共为4518万元，而将楚天科技和光洋股份抬升至涨停线的两笔资金分别合计为3254.6万元和2191.1万元，其余4只新股的则在1400万-2000万元之间。
其实，上述结论也可以从炒新资金的平均值上看出，根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1月21日被拉抬至最高涨幅线的7只新股前两笔炒新资金平均值为2425.6万元，而昨日8只新股的平均值仅为989.4万元。不难看出，撬动新股暴涨需要使用的资金量即成本已越来越小。
临停促使炒新收益率高涨
由于撬动新股在上市首日封上最高涨停线的成本已越来越小，以致炒新者的收益率也越来越高，这与不设涨幅限制时经过市场充分交易后的收益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粗略地按上市当日炒新的收益率来看，众信旅游的收益率将高达141倍，计算的公式为收盘价33.62元/股减去23.15元/股的发行价再乘以该股5800万股的总股本，之后再除以炒新花费的资金量430.6万元。当然，这个计算公式并不十分准确，但却存在一定的代表意义。
在炒新停牌制度下的市场交易中，若按照上述公式计算，不仅众信旅游，其他股票的炒新收益率也均高达上百倍，汇金股份的收益率为115倍，扬杰科技的收益率为113倍。但是，如果按照以前未设停牌制度的情况来看，市场可以进行充分的交易，炒新的收益率也能大大减弱。以2009年首批创业板上市的华谊兄弟为例，该股的发行价为28.58元，上市当日的收盘价为70.81元，总股本为1.68亿股，当日的成交额为20.83亿元，由此计算，该股炒新的收益率只有3.4倍。而于华谊兄弟后面上市的另一只传媒股乐视网的炒新收益率则更低，仅为1.9倍。
对比上述两种制度下的炒新可以发现，炒新停牌制度的实施明显大大提高了炒新的收益率，对此，北京的一位分析人士指出，“这恐怕非但未真正达到抑制炒新的目的，反而被某庄家利用，成为了助推炒新的利器”。
分析人士直指制度弊端
虽然炒新停牌制度仅实施了不到一个月，但却已遭到了市场的严重诟病。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昨日在微博上直接建议废除新股上市首日股价涨跌的行政管制。在他看来，该制度更有利于庄家用极少的资金量拉升股价，让所有中签散户根本无法出货，是一种过度的行政管制。
事实上，分析师也有同样的观点。大同证券分析师付永翀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制度很有可能被利用，比如一些机构在网下配售中签的数量比较多，它今天只要用少量的钱就能把股价拉到临时停牌的线上，比如说拉到了45%的位置，即便是次日跌停，那这部分中签者的盈利也是会加大的，也就是说，它以小部分资金亏损10%来带动更多资金盈利35%”。
而这也引起了一些投资者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由于新股上市当日的成交量较小，换手率也低，在网下申购时得到配售的大量新股还尚未出货，后市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股价压力。
其实，正是由于停牌制度极大限制了新股上市当日的交易，第二、第三个交易日反倒成为了“真正”的炒新日，而如此一来新问题又出现了。“这相当于无形中又把新股的发行价提高了，因为很多股票都是在上市首日封停的股价基础上才能再进行真正的市场博弈。”付永翀直言炒新停牌制度的另一弊端。在他看来，目前实行的炒新停牌制度仍值得再考虑和完善。
那么，该如何来解决炒新停牌制度存在的漏洞和弊端呢？对此，深圳的一位知名投行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一天实行T+0，即当天买进的可以当天卖出，且不设涨跌幅限制，也不要可怜第一天进去的股民会亏损什么的，这样的话第一天的博弈就非常充分了，相当于第一天充分换手后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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