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地聚焦上海自贸区之际，广东、江苏、天津、重庆、舟山等地也纷纷申请或准备申请兴办自由贸易园区。这些地方都依托港口，但申请方案的侧重点各不一样，与上海自贸区承担的综合试点任务不同。广东重点是服务贸易开放，而重庆侧重于内陆港的货物贸易。浙江的重点在哪？笔者认为，浙江当务之急应从“以开放促改革”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最初设想的上海自贸区主要是围绕促进跨国公司营运总部集聚和国际航运、贸易发展，但中央的顶层设计显然在此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改革、法制建设等都成为自贸区重要内容。这一制度设计，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可谓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鲜活范本。
从自贸区挂牌两个多月的实践看，笔者以为推动力度最大、成效最为显著的就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其中最大亮点无疑是在国内率先推出的首份“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长短与对外开放程度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负面清单长并不一定证明开放程度不高，对一个行业类别而言，按小类编制，具体措施展开得越细，则开放度就越大。如果按中类编制，虽然负面清单较短，但限制范围反而更大。本次负面清单包括了国民经济所有18个经济行业门类，涉及89个大类、419个中类和1069个小类，编制特别管理措施共190项，即约有17.8%的小类有特别管理措施。而在此之前，我国省级以上政府制定的关于外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数量浩繁。
浙江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外向型经济省份。浙江的外贸、外资和境外投资发展速度都远高于同期浙江的经济发展速度，更远高于浙江人均收入发展水平。即便如此，在去年底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次发布的《中国区域对外开放度指数研究报告》，上海、北京、广东分别列开放度总指标前三位，而浙江仅排到了第七位。所以，面对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浙江必须抓住机遇，借力借势加快浙江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转变观念，树立新的政府管理理念。上海自贸区是一块试验田，试的是新的贸易投资国际规则，明确将不再走以政策洼地拉动发展的老路。我们要摒弃保守思想和习惯思维的束缚，要不断加强对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学习，熟练运用各种条款；要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作用发挥，培育和引导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成长；要学会正确使用“负面清单”式的管理理念、方法，减少行政审批；要学会运用利益相关方协商机制制定重大政策，增强透明度。
主动出击，积极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上海自贸区的影响，浙江一方面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邻近上海的区位优势，主动协调区域分工；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以制度的活力带动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要积极对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政策篮子”，寻找适合的政策组合，争取建设区域特色的自由贸易区。
为我所用，加快金融制度创新。通过对温州金改、义乌金改的推进，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将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试经验，为我所用。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深化外债管理方式改革，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深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促进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性或全球性资金管理中心。建立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此外，由于浙江毗邻上海，自贸区设立后，浙江的进出口企业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便利和政策优惠，尤其是一些出口型的企业，可以在自贸区内设立分公司，充分利用区内的税收等优惠政策，促进外贸出口的发展；浙江民营经济活跃，民间资本实力雄厚。自贸区内允许外资、民资设立金融机构，这对民间资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可以把产业运作和金融运作相结合，实现产融结合。同时，自贸区内宽松灵活的金融投资机制，也会给浙商资本的运行创造有利条件。
（张国云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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