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劳动报》报道，中国收藏家在欧洲大中小城市的古玩店淘宝，靠眼力捡漏，这属于中国新收藏家的休闲活动；中国企业家在欧洲大中小拍卖行，以被洋人宰的高价、天价拍回中国古玩，这属于分别被洋人暗笑、国人嘲讽的中国新土豪的举动。
中国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早几年就发文表态，不支持中国企业家以被洋人宰的高价、天价拍回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玩文物艺术收藏品。中国的收藏媒体也开始成熟，不再一边倒正面报道中国企业家在海外拍卖行以创世界拍卖纪录的价钱拍回中国的古玩文物艺术品。
迫于舆论的压力及中国企业家自身的历史文化修养渐渐提高，收藏鉴赏眼力渐渐提高，成群结队去海外拍卖行拍高价中国古代文物艺术精品的现象少了，但散兵游勇者依然不断。如2013年苏富比秋拍，广东中山富豪五觉斋郑华星以2.4亿港元拍下一件明永乐鎏金铜佛像，创下明清鎏金铜佛像拍卖的世界纪录。
其实，海外艺术品拍卖界的“策拍人”，多年来一直瞄准改革开放之后富起来的中国人的钱袋子，尤其是紧盯着挥金如土的中国新土豪的钱罐子。
全球著名的佳士得拍卖行2013年终于获准在上海开办拍卖分公司，并于2013年9月26日在上海举办了首场当代艺术珠宝首饰及名表、名画等拍卖会，拍品总估价达1亿元人民币，拍卖总成交价达1.5亿元人民币，总算换回了脸面。但算上佳士得此前首拍所实施的公关活动所用的款项，佳士得此次首拍只能算是花钱做了一次拍卖大广告。细算不赚钱，可能还要赔钱。
本文不评判此次佳士得在中国的首拍活动，仅是借题发挥：本场拍卖对美术界而言最吸引眼球的是毕加索的一幅普通画作《坐着的男人》，从350万元起拍，一直叫价960万元落棰，卷起场内一次小高潮。
先评判这幅毕加索普通画作的拍卖事件，笔者想忠告在场内举牌的中国企业家型的收藏投资者：在欧洲，像毕加索、梵·高一生的经典代表作仅几十幅，其余留下的多是普通画作及半成品画作、练习画稿、草稿画等。2011年笔者曾在荷兰参观了“梵·高博物馆”，其馆藏的画作三分之一，或放宽些半数的画是代表作、是精品外，其余多是梵·高学画、初期创作时期的练习画稿等。记得当年欧洲主流画家群体，根本看不起当时还没有出名的梵·高的画，为什么？当年我在学校学画时，曾恍惚、曾疑惑过。当我自己飞赴荷兰，参观梵·高博物馆，置身于梵·高博物馆馆藏的众多梵·高画作时，才终于顿悟了：大画家一生留下的废品画，远远超过其留下的代表作。
为此，笔者想说，中国新土豪如想投资毕加索、梵·高的画，要买就买一等一流或二等二流的作品，终究这类画作数量有限；如买三等三流，四等四流的作品，将来的投资回报率难言会大赢。原因很简单：物以稀为贵，物以多为贱。如追逐投资名画家的名声，随意买名画家的普通作品，而不是投资名画家的代表力作，这肯定是一种投资决策的失误。
笔者正写此稿时，正好传来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大手笔以1.72亿元于11月5日上午在伦敦佳士得秋拍拍得毕加索一幅名作《两个小孩》，此画作算毕加索二等二流的作品，与美术爱好者熟悉的毕加索的名画《和平鸽》，创作于同一个创作巅峰时期，经大连万达集团所熟悉、信任的西方美术史家研究评判，确认此画其艺术价值不逊于毕加索另外一张名作《拿烟斗的男孩》，而拿《拿烟斗的男孩》曾于2004年以1.4亿美元的成交价，创造了当时世界绘画拍卖的最高纪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2013年11月，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以1.72亿元拍下毕加索的名作《两个小孩》算一次捡漏，令正统的中国收藏家豪气上扬。
回过头再来对比评判2013年佳士得上海首拍的那幅毕加索的普通画作《坐着的男人》。同样都是毕加索的真迹，《两个小孩》以1.72亿元成交，《坐着的男人》以960万元成交，两者价钱约相差20倍，非懂行者多会认为，前者被宰买得太贵，后者捡漏买得便宜。其实从投资角度来讲，恰恰相反：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新土豪理性追逐最好最贵的藏品，实际上是符合艺术品投资理念的。不信，我们可以先作预测，等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欧洲经济复苏，欧洲艺术品市场再次繁荣：以1.72亿元拍进的毕加索的《两个小孩》，如再拿出去拍卖，肯定会赚大钱。而以960万元拍进的毕加索的《坐着的男人》，再拿出去拍卖，可能只能赚小钱。
欧洲艺术品拍卖的“策拍人”，一直在瞄准中国新土豪口袋里的银子；中国艺术品拍买的“策划人”也开始瞄准将来欧洲新土豪口袋里的金子。这既是一场艺术品交易的拍卖游戏，又是中国商人与欧洲商人互相角逐的一场智力比拼。今天拍回欧洲名家名画，明天再赚回欧洲人的钱，在中国艺术品收藏投资专家的指导下，中国新土豪的投资新理念，我们不但要肯定，是否还应该推波助澜？
手机看中经
经济日报微信
中经网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