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30年前相比，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需要一场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魄力打破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障碍。
——张茉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回应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期待，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部署，带来了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全局变革。随着三中全会公报的出炉，一副中国改革整体设计的全景图在世界眼前清晰地展开。
在此次公报中，有两大亮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并在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意味着与30年前相比，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需要一场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魄力打破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障碍。
本质来讲，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打破体制机制约束，解放活跃生产力的过程。但时至今日，中国仍然算不上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仍然存在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壁垒妨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大部分改革只走到了半途，甚至形成了行政和市场 “双轨”状态下的“二元化特征”。在某些层面上，各级政府通过不断地扩权，压制市场成长的空间。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导致市场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和信号失真。
归根结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而这必须依靠市场化力量。事实上，当前中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
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效率”和“公平”问题，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在提高要素生产率上做文章。无论是公报中提及的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还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都要从“权力重新分配、资源重新配置”的角度出发，以全面市场化改革为主线，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特别是近年来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挤出效应。因此，新一届政府首要的是从财政和金融资源错配入手，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
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另一方面，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重新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将涉及全国范围内普适性的民生性支出责任上移，重新启动事权与财政相匹配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国企改革尽管并没有在公报中具体提及，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被进一步突出。预计未来国企改革将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完善产业链，进行跨区域、跨所有制重组整合，大力推进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淘汰落后产能。特别是要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构建开放竞争的市场公平秩序，改变资本配置低效的局面。
在三中全会公报中，政府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样也释放出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强烈信号。“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不仅是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也是政府体制改革的内在诉求。未来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将围绕“权力下放”，全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政府效率，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政府主要是创造自由公平的制度环境，要在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基础上，更多的承担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责任，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全国性、跨区域性事务方面的战略规划、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宏观管理等方面的职责，相信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红利的根本所在。(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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