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检讨高福利制度时，是不是既需要考虑如何实现二者的均衡，也需要考虑欧洲当前的社会制度环境。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债务危机，重回正常的增长轨道。更长远点看，通过制度完善来确保增长的健康有序，或许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在本篇专栏写作的过程中，同事告诉我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她在采访欧洲朋友如何看待债务危机时，欧洲朋友的回答让她有些诧异，欧洲朋友说他们的生活并没受到什么影响，该干嘛还继续干嘛，完全没有深处危机中的“苦大仇深”。
她这位朋友是生意人，在她采访的几天前，欧元区的失业率仍维持在12.2%的高位，这也是笔者上一篇文章的主要议题。同时在上周，尽管不少观点认为欧洲降低利率收效甚微，欧央行行长德拉吉仍力排众议，强行推动下调基准利率，将再融资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均调降25个基点，分别降至0.25%和0.75%。法国评级也在上周遭标普调降。
难道德拉吉和标普以及各大机构告诉我们的欧洲危机，只是一个幻象？需知要动用全球舆论来营造一个欧债危机的幻象，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道同事的欧洲朋友在说谎，这更没动力，相信这位朋友不会为了欧洲荣誉感和政治正确给自己“惨淡”的生活贴金。
真实的图景应该是，欧债危机是真真切切的存在，这位欧洲朋友的感受也是真真切切的。尽管他不属于12.2%的失业者，他传达的信息仍代表着他直接或间接的体验，这至少可以说明，欧债危机中的欧洲人民，仍生活在非常高的生活水平中，欧债危机并没给他们的尊严带来多少影响。其实，笔者获知的不少信息也直接或间接地印证着这一点。危机中的欧洲人民，生活水平仍远远高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人民。
当然，生活水平的比较并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笔者想接着3月份的文章来重新检讨欧洲的高福利制度，正是这一制度让欧洲朋友感觉好极了，以至于如何走出债务危机争吵了数年后，仍不觉得这对个人生活又有哪些影响。然而，我们冷静下来，就很容易捋顺这背后的逻辑：好极了的感觉能够持续的前提，是高福利制度能够持续，而高福利制度能够持续，则取决于债务危机的结束和经济的增长。
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是高福利能够持续的前提。这意味着欧洲人民要想持续感觉好极了，其实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逻辑，而是更理想化的模式：经济增长与高福利长期并存，也就是公平与效率长期并存。不过从实践看，这一理想化的模式正在遭遇考验：公平与效率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平行关系？公平真的不会损害效率吗？公平能够促进效率的提升吗？更进一步说，欧债危机是终结这一模式的祸因吗？
根据危机前的数据统计，欧洲的四种福利国家模式，与美国重效率轻公平的模式相比，典型的特点就是既兼顾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不少学者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替代关系，认为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的观点是一种偏见，公平与效率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社会公平状况较好反而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欧洲高福利制度其实从更深远的视角理解，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矫正。欧洲福利经济模式，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其要旨在于寻求自由经济与福利社会的均衡。当前的疑问是，欧债危机会否终结这一模式。要探讨这个问题，恐怕还得回到原点：公平与效率到底是何种关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笔者毫不怀疑即使从实证角度研究，很容易得出两者负相关的结论，也很容易得出两者正相关的结论。陷入两者的关系困境意义不大，更切实的理解应该是，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恰恰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平衡状况，过度强调效率与过度强调公平都会滑向失衡的边缘，而对两者的最佳约束既取决于经济运行理念，也取决于社会制度环境等。
再回到欧洲现实。我们在检讨高福利制度时，是不是既需要考虑如何实现二者的均衡，也需要考虑欧洲当前的社会制度环境。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债务危机，重回正常的增长轨道。更长远点看，通过制度完善来确保增长的健康有序，或许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作者系本报总编辑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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