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杨舸说,从数据上看,仍然存在人口向“北上广”等大城市集中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市共登记常住人口1961.2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4.3万人,增长44.5%。平均每年增加60.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8%。外来人口增长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外省市来京人员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这意味着,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北京的外来人口翻了一倍。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今年初联合发布的数据中提到,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069.3万人,比2011年末增加50.7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773.8万人,增加31.6万人。
“这是高于中小城市的增长水平的。由于大城市的人口生育水平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人口的增加主要依赖外来人口。”杨舸介绍。
杨舸的老家在江西,博士毕业后,她同样面临工作城市的选择。“假设回到老家,只有省会的几所高校可以任职;在北京,竞争多、机会多,有更多的科研机构、更好的职业发展平台。”
毫无疑问,大城市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就业岗位,也能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杨舸说,“从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看到北京的优势,北京有多少电影院,三线的小城市又有多少电影院?此外,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大城市与小城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当然,当一个社会都在加紧脚步前进时,也会有人想把脚步慢下来,因此有人选择‘逃离’北上广。”杨舸认为,在一个陌生城市,外来人口容易被边缘化,因此,人口的融合问题是研究的重点。“我们应该构建社会的安全网络,这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层面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善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加强他们的社会参与,包括政治参与。”
“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说,面对大量人口,以及其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他们的压力很大,想要把人口疏导出去。因此,有些地方搞‘引高限低’引进高端人才,限制低端人口;有些地方搞‘腾笼换鸟’,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地。”
“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人口不是‘平白无故’地集聚。例如一些城乡结合部的零售业,并不需要太高端的劳动力,自然有适宜的人群集聚在那儿,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这批人;又如北京的国贸,金融业发达,自然就限制了低端人口的进入。”
在杨舸看来,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必然面临着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说起来有些残酷,但这就像物种进化一样,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杨舸说,由于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幅度,比处在同一发展时期的其他国家上升得更明显。房地产泡沫让物价水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尽管人们寄希望于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以期达到理性水平,但即便楼市不存在泡沫,房价的上涨也是趋势。“因为需求在增长,人口仍然在向北上广集中”。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逃离北上广”的现象不能被忽视。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
此前,由中宏保险与《理财周报》联合发起的“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此次调查结果是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7万余名20~40岁中产收入人群发放问卷统计所得。
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四川、江苏、福建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
中国就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葛玉好也曾表示,近年来,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北上广”自身的薪金等优势正逐渐减弱。
葛玉好说,年轻人应该冷静分析自己与“北上广”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和问题,“他们应该看到,除了‘北上广’开出的超出二三线城市的可观薪金外,也应该考虑所付出的隐性成本,高房租、高物价、婚后孩子入学等问题,都需要纳入考虑范畴。另外,与父母亲人的分离,需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这种心理成本因距离的增大而增大。就幸福感而言,在二三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往往比一线城市的大学生要高”。
手机看中经
经济日报微信
中经网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