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金融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也是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人们对金融体制改革给予了厚望。解决金融结构失衡问题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除了利率、汇率市场化等金融市场化改革之外，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应是提高金融配置资源效率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来。
中国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存量，然而，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不仅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也产生了大量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如何通过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让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真正发挥促进实体经济作用，怎样让“水”流向不同金融层次，流向经济体的末梢循环并提升产出效率，是摆在中国面前最重要的战略性命题。
目前，中国的信贷规模已经名列世界第一，广义货币（M2）约为美国的1.5倍，是世界第一货币发行大国；M2与GDP之比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居民与企业储蓄存款超过70万亿元，这无论从历史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而言都是相当高的比例。但实体经济各部门却依然普遍感到流动性紧张，究其原因就在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进一步的讲，金融体系的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不仅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体系决定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达，而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资金供给相对落后。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重大轻小”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而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
其二，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明显产生“挤出效应”。金融部门与制造业利润鸿沟不断扩大，释放出来的货币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和虚拟经济内循环，反映实体经济的工业生产、制造业投资以及商业流通数据依旧十分疲弱，而另一方面，债务比率上升、银行隐性不良资产风险抬头…… “金融热、实体冷”所导致的“金融空转”以及流动性自我循环和膨胀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其三，货币产出效率急剧下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超发”现象日趋严重与中国的货币-经济产出效率大幅下降有直接关系。即使银行资金能够贷放出去，货币供给增加，但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大小还依赖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经济危机中急剧下降，由2008年的0.63急剧下降至2012年的0.51，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近20%。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反映了一定量的货币供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下降，即货币扩张对经济产出效果和效率的下降。
因此，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控制金融系统顺周期性、控制信用的扩张速度，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与此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
另一方面，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首先，针对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应该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中小型银行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设立专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法国的中小企业设备贷款银行、加拿大的联邦企业发展银行、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等，都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型银行体系。由于中小型银行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与当地中小企业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尤其是小型地方银行与一些中小企业本身就有着产权关系，在信贷结构、资产结构、业务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结构等方面与中小企业有更好地匹配。
此外，金融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这其中，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也是应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应该建立起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金融体系而转向更加有利于经济升级、产业自主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这类金融体系应该作为国家的战略投资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为中国经济实现升级版提供系统性的金融支持。（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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