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共计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设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推出，对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会起到哪些作用，对中国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都有哪些借鉴意义，它会威胁到香港的地位吗？本报记者对话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试图做一些分析和解读。
■人物简介
王辉耀，现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等职。
王辉耀曾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学位。先后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客座教授。曾在哈佛大学进修，担任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及中组部国际人才战略研究专题组组长，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B2020》起草组特聘专家。
“克强经济学”典型代表
京华时报：为何要成立上海自贸区?
王辉耀：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了，深圳、珠海等那种“来料加工”的模式主导了中国经济很多年。1992年，又搞了浦东新区，浦东主要是做金融。浦东这种模式搞了一段时间后，也出现了瓶颈。上海自贸区是在过去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经验以及浦东金融改革的基础上，一个新的综合性的提升。有贸易的，有金融的，也有用人机制，它是一种新的，可以说是新时代的特区模式。利用这种新的模式，来试验出更多的新的做法。
京华时报：上海自贸区对“克强经济学”有何意义?
王辉耀：上海自贸区是一个很大的开局，李克强总理上任后，提出了包括城镇化在内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最有亮点、最有影响、最有示范功效的当属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是“克强经济学”的典型代表，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开放经济特区的气魄。拿上海来做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为我们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起了示范作用。它还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全球的经济能量都吸引过来。
京华时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推出上海自贸区，有没有特殊意义?
王辉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很有意义。我们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后，抓反腐、抓作风整顿、抓清理，包括现在重点推进的清理四风，但是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点没有改变，那就必须要推出与经济有关的重大政策。上海自贸区在三中全会上会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前期的宣传、普及和探索自贸区的信息、知识、做法会为三中全会做一些铺垫。
很多政策关乎百姓生活
京华时报：对一般公民来说，上海自贸区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辉耀：上海自贸区会有很多新的信息和政策，比如人民币逐渐推行自由兑换，直接关系老百姓的利益。还有就是人才的流动，没有什么户籍的限制。总之，有很多新政策都会关系到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比较关键的一点，上海自贸区的这些新政策逐渐都会向全国推广。
京华时报：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如何?
王辉耀：现在把上海自贸区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但它的建设是很具体的。十八大及以后提出的解决就业、城镇化等等这些都还是比较泛泛的，自贸区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内容，可以不断地完善和尝试，等于是建立一个新的特区。它是一个很实的东西，就像当年全国看深圳、深圳看香港这么走过来的，现在上海把自贸区搞起来之后，全国都要向自贸区看齐，会对中国的未来带来一个巨大的示范和冲击，甚至有引领的作用。
上海自贸区还要把国际模式和中国模式嫁接起来，可能会形成第三种模式，甚至对全球的自贸区都会有创新作用。它的创新不仅仅是在中国。因为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这么大的贸易额，这么大的一个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在边上，它对全球自贸区的模式是一个集大成，可能会成为未来全球自贸区新的样本和新的国际模式。
释放中国继续开放信息
京华时报：对于中国对方开放，上海自贸区有何重要意义?
王辉耀：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李克强总理的这句话很重要。“开放”放到了改革前面，就是说改革需要外来的动力，开放的动力。改革必须是要放眼看世界，不能自我封闭起来，闭门造车去改，怎么改都失去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开放比改革更重要。实现了开放才能改革。没有开放，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上海自贸区在开放方面很有象征意义。新领导班子上任将近一年时间了，这近一年时间，出台什么大的政策，不光是全国人民在看，全世界都在看。通过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是在继续开放，中国还是欢迎外国投资，还是要跟世界接轨，用更大的步伐、更开放的政策来实现对外开放。从国际上讲，释放了中国继续开放的信息。
京华时报：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
王辉耀：上海自贸区能带来一些高附加值的就业，我们所谓的实体经济不一定就是要开工厂，上海自贸区会对物流、港口、航运等有促进作用，吸引大量的国际公司进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么多国际公司进驻以后，带来大量的国际就业，带来上海地区的就业机会，关键它的新模式出来之后，对其他地区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不一定要有多少工厂进来，它带来的机制创新对我们的实体经济都会有积极影响。自贸区这里的制度创新、模式的引进会比其他地区更加大胆开放，更加宽松，释放出来的政策红利和国际借鉴红利，对很多实体经济会有巨大的影响。其他地区会有很多实体经济也会落户上海自贸区，这样的话也能从中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现在很多企业到上海、北京成立总部，以后他们可能会转移到自贸区里，形成新的产业业态。
人情关系这些东西要减少
京华时报：自贸区自身还要做哪些建设和改进?
王辉耀：首先是法治方面的继续加强。因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契约就是法治，签完合同就要认账，这就是法治。人情、关系这些东西要减少。到了自贸区，人们就应该很轻松，就是公事公办，靠契约精神来实施，这种局面如果形成了，对国内其他地区就有很大的借鉴。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才，人才流动应该是充分的，没有什么体制内、体制外、级别的限制，也没有什么国籍的限制，应该欢迎全世界的人来这里发展。第三个方面就是政策上要放宽，比如在内地的话，对外资有参股的限制，还比如电信、出版，外籍不允许进入，那么在自贸区就是都可以放开的。体制内、体制外的限制都要打破。
京华时报：除了经济，上海自贸区还会带动哪些改革?
王辉耀：上海自贸区会有很多简化的行政程序，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层层审批。现在政府的行政简化、取消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有了自贸区的推动，就跟当年推出经济特区的作用一样，作用会很大。减少行政干预，跟国外的联接更便利，外商外资进入更容易，出口、人才流动更频繁。上海自贸区在这方面的带动作用会比深圳更大。
上海与香港是互相促进
京华时报：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否会对香港形成冲击？
王辉耀：可能对香港会有影响，但也会促使香港做出改变和提升。原来香港发挥的是把外资引进来的优势，香港起到一个转口贸易的角色。上海有了自贸区以后，使得香港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会减弱。但香港现在成为中国人才聚集的桥头堡，大量的海归、华商等人才都到香港工作、学习，学生、高考状元都向香港云集，香港就逐渐成为中国境外人才库。香港也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的桥头堡。
香港还有一个内地目前无法比拟的优势，它是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政府的廉洁高效、英文的普及熟练程度、劳动力人口的素质普遍比内地高，这些方面上海短时间内还赶不上。香港更会挖掘它的高附加值，来帮助内地走出去。上海自贸区和香港不应该是单纯激烈竞争，更应该是互相促进。
京华时报：现在天津、广东也在申请自由贸易区，自贸区泛滥会导致上海自贸区含金量降低吗？
王辉耀：我不认为会发生自贸区过度泛滥的情况。中国这么大，当年搞了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又搞了沿海开放城市，后来又搞浦东新区。需要一个地方先干起来，但一旦发展起来，不代表就把这个领域垄断了，不允许别的地方也这样去做。它的目的是先试验、摸索，然后再普及。如果发展得好，全国都搞自贸区，那中国的经济就大发展了。
京华时报记者张剑
□幕后
多部门意见不同李克强力排众议
上海关于设立自贸区的探索，历时已久。
早在2009年，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起草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文章，报给了时任总理温家宝。温家宝非常关心，亲自批示将“自由贸易区”改为“自由贸易园区”，并请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组织、调研。次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对上海浦东新区建设自由贸易园区进行实地调研。
但在那之后，再未有获得“实质性进展”的进一步消息，直至今年3月新一届政府上任。3月末，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调研时明确表示，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建立一个自贸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
李克强认为，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而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试验这件事。此后，上海推进建立自贸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上海的自贸区计划曾招致多部门反对。在方案征求意见阶段，多部门亦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李克强最后力排众议，终使自贸区方案获批。
“的确，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声音。主要是大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整个国家未来面临的挑战、产生经济危机的潜在风险，以及这个国家目前的专业监管能力等等的判断并不一致。但是，什么都等万事俱备也不太可能。”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确实应该更加开放。
在杨开忠看来，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应有三点：一是市场化改革；二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三是促进中国的崛起，提高中国在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杨开忠认为，开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据《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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