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经济时代，商品货币化、货币资本化的程度加深与频率加速，金融创新不仅决定金融资本的效率与效益，也反作用于产业资本能否转型升级。
在中国，政策限制是金融创新的拦路虎。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政策和体制持续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的特区、先行区和自贸区的金融创新，都是政策、法制和体制创新的产物，也是政策创新推动资源、管理、科技、产品、市场创新的典范。
如果说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政策创新则是产业创新的“启动力量”，金融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催化力量”。产业发展的过程就是破坏和创新的循环过程，这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的理论来源，旧产业的创造性毁灭带来新产业的新生与发展。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就是智本家推动的先行者济实现“价值创新”而后行者出现“价值毁灭”。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性破坏”改变了二八定律，表现为“赢者通吃”，即99%的市场或利润为1%的先行产业或企业获得。
中国的先行区或自贸区如果通过政策创新因势利导，推动金融资源创新、金融政策创新、金融管理（包括监管）创新、金融技术创新，进而让金融工具（产品）创新的自动化进程与产业边界扩展形成比较好的匹配，实现金融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目标，有利于发挥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的功能。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结合，特别是自然科学理论和工具与金融创新结合：数学与物理学的量化理论和工具直接进入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产品创新、交易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服务创新、金融资源创新层出不穷，金融领域“组合创新”倒逼着金融监管政策创新，新工具、新交易、新服务冲击金融领域，政策创新的落后或政策管理的落后，金融市场组合创新超越了金融政策创新的速度，金融危机就是一次涉及全球的“创造性毁灭”危机。金融组合创新，导致产品创新的突破性进展，革新了业务活动和管理模式，模糊了金融机构边界，加剧了金融业的混战，金融活动跃出国界，直接冲击各国金融管制权力；金融组合创新扩展了全球金融产品总量、重塑了全球金融结构，货币政策创新和宏观调控手段创新，已经是政策创新的基本要求和日常形态。
在中国，金融创新面临旧体制、旧组织、旧资源、旧管理、旧产品、旧政策的改革与创新，既有金融体制创新，也有金融资源、金融组织、金融技术、金融产品金（工具）创新，因此，金融创新不仅是金融要素组合创新，更是金融领域整体的大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放宽银行设立条件、取消或放松利率管制、取消或放松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允许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业务交叉等，都属于金融业务创新范畴。这些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虽然提高了流动资产收益率，但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竞争、利率风险上升，银行资产负债额越来越大，资产错配概率增大。
金融创新无止境，要用创新“对冲”创新的风险，无论是银行传统业务、银行支付和清算体系、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还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制度都持续在进行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将伴随着金融业发展相始终，先行区和自贸区的金融创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长期的、可持续的、创新的思想准备。（李国旺 作者系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证券日报)
通过金融领域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有利于发挥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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