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破产5年 众经济体金融重建尚未完成

　　就在2008年的9月15日,美国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这一天被视为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开端。斗转星移,5年时光转瞬即逝。5年前,这场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把全球经济打入谷底;5年后,金融市场的惊心动魄渐渐远去,但各国经济复苏进程分化,面临的挑战各异,金融危机废墟上的重建尚未完成。

　　美国:复苏表象下藏隐忧

　　美国达拉斯地方联储银行近日在一份报告中给金融危机的成本粗略算了一笔账。报告显示,直到2013年年中,美国人均产出仍比过去半个世纪几轮经济复苏时期的平均水平低12%,这说明从金融危机导致的“非典型”衰退中复苏要比“典型”经济衰退后的复苏更加缓慢。

　　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美国经济经历了跌宕起伏,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到大规模刺激政策,再到量化宽松,美国政府和央行多次重拳出击试图让经济恢复造血功能,美国从2009年年中结束衰退后开始走向复苏。失业率已从2009年10%的高位降至目前的7.3%,过去两年里月均新增岗位数量在17万到18万之间。但就业市场矛盾依然突出,新增就业多集中在餐饮、销售等服务业低收入岗位,长期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在职和求职人口比例徘徊在历史低位。

　　目前美国经济增速按年率计算约在2%左右,成为发达国家中的领头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短期来看,美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脉动的主要来源。但离开了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扶持,美国经济能否站稳脚跟尚待观察。

　　5年过去了,美国的金融机构经历了去杠杆化,不良资产被逐步清理,资本金更为充足,整个金融系统更为稳健。但危机余波未了,危机的导火索未能彻底消除。

　　旨在防范危机重演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通过已3年有余,但仍有约三分之二的细则未能搞定,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难题未破,限制银行机构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也被推迟实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批评说,美国在加强金融监管上的一些措施保留宽泛的豁免条款,形同虚设,未能直指要害。

　　有迹象显示,金融危机前泛滥的复杂衍生品——债务抵押债券在经历了2009年的低谷后,近来交易量又呈攀升之势,华尔街的债务打包机器又开始加速运转。

　　会否有下一场危机?亲自参与危机火线救援的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认为,答案恐怕是肯定的,因为很多金融危机的诱因依然存在,而且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如何重生尚无定论,影子银行问题尚未修复,金融监管部门分散且功能失调。

　　欧洲:艰难爬坡中现曙光

　　金融危机爆发5年后,一直处于主权债务危机风眼,又经历着财政紧缩之痛的欧洲终于有望脱掉经济衰退的帽子。2013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为18个月来首次环比增长。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指出,这是近两年来第一次由内部需求支撑而获得的成果,但经济复苏势头还“非常微弱”,高企的失业率以及公共与私营部门尚在进行的债务清理等将继续对经济造成下行风险。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采取了以财政紧缩为主要手段的反危机措施,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欧元区国家要为重建信心和重拾增长继续寻求药方。

　　此外,欧洲在推进一体化建设方面虽有进展但依然任重道远。2012年,欧元区永久性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正式生效;2013年1月,《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即“财政契约”正式生效,欧洲财政联盟由此迈出重要一步。

　　在银行业联盟上,欧盟领导人去年年底同意在2014年3月1日前建成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朝着建立银行业联盟迈出了关键第一步。在建立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后,欧元区救助基金将被允许直接向受困银行注资,从而有助于切断债务危机与银行业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但作为建立银行业联盟的另外两大基石——银行业单一清算机制和欧洲层面的存款保险机制,这两项更为复杂的步骤有待推进。

　　新兴经济体:阴云下的韧性

　　金融危机让发达经济体深陷其中,新兴经济体则表现出了较强的抵御能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

　　然而,发达国家为了刺激经济所采取的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也让新兴经济体尝到了输入性通胀、资产泡沫以及美元资产贬值的苦果。当发达国家逐渐恢复元气,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出现放缓之势,加上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搅动全球金融市场,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了股市和债市普跌、资本外流和货币大幅贬值的局面。

　　尽管面临内外挑战,但中国近来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连续释放利好信号。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更是创出2012年5月以来的高点,这提振了金砖国家整体的发展信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的悲观预期。

　　国际金融协会执行总裁洪川日前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金融市场波动和资本外流暴露出部分新兴经济体自身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恶化等问题,凸显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但鉴于当前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政策更加灵活,外汇储备更加充足,主要新兴经济体并不存在特别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当前新兴市场不会重演类似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