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其突破点到底在哪里？
近30年前的莫干山会议，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价格双轨制提议被中央采纳。如今又一批中青年学者齐聚莫干山之后，面对今天改革的复杂局面，他们形成了财税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突破口的共识。牵动着中国经济、社会体制重构全过程的财税改革，因为“钱”事而影响着整个改革的大盘子。
可以肯定，改革无穷期。而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前夜，财税改革的鼓点即将密集地响起。
1984年第一次莫干山会议，对其后几十年的中国改革走向产生深刻影响。时隔29年莫干山会议又一次被寄予为改革谏言的厚望。
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三度聚首莫干山，恰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改革开放的动力与阻力是最重要议题，而改革共识则不断被凝聚。
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开幕演讲中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据了解，本次会议主题为“创建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财税体制改革再突破”。
国研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认为，财税问题是我们新一轮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公平和谐的牛鼻子。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要调整利益格局，要触动利益问题。调整靠什么来调？不能靠行政命令，就得靠财政税收来调节。
莫干山凝聚改革共识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说，当年莫干山会议对冲破计划经济重重阻围，取得改革的理论突破和成果应该是彪炳史册的。
当年会议贡献的“价格双轨”等改革方案最终被采纳，成为真正影响国计民生的政策。
今年的莫干山会议形式也并未作出太大改动，主旨也仍旧围绕改革展开。
“我感觉气氛有点类似于29年前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是给党的三中全会献计献策，不过那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三次莫干山会议均未缺席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说道。
今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被赋予重大历史意义，多方消息源都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次会议力争达成一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方案，方案将试图改变在中国延续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在人为营造的低利率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大规模的工业和基建投资，期间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享受不到城镇户口的相关福利，环境问题也愈来愈令人担忧，地方政府债务和房价更成为经济向上的绊脚石。
“借用莫干山的名字说一句：莫等闲，干明志、山花烂漫应有时。”王保安说，“我们大家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积极的态度和冲破云霄的豪气，去争取我们的改革取得新的成就，争取我们的理论有所创新”。
在复杂的改革盘子中，共识无疑更为重要。“如果想干的话，有些条件不成熟也能干，如果不想干，条件成熟也不一定能干。”一位参加本次莫干山会议的官员向记者如是说道。
改革必须触及利益
今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就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7月在湖北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向外界渗透出高层的决心。
9月6日，中国政府网发布消息，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该联席会议由中央编办、国家发改委等35个部委单位组成，其中发改委为联席会议牵头单位，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为该会议召集人。
这也切合了本次莫干山会议上的一个焦点话题，即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原来说得很清楚，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你抓什么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如是发问。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个突破口，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研究最重要。研究土地的说土地改革最重要，研究收入分配的说收入分配是突破口，研究金融的说金融是突破口等等。”宋晓梧说道。
此前多位专家学者都曾建议，尽快建立中央层面的超脱部门利益、跨行政任期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由中央充分授权，使之具有权威性、超脱性，专司进行全局性、长远性、跨部门的统筹设计。
宋晓梧说，不管怎么样，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能动摇，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把各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要让财富充分地涌现，同时能够合理地分配这些财富，让不同的群体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因为别无选择。
“社会各界对改革的议论很多，观点大相径庭，但利益格局不动，改革难以推进是大家公认的。”宋晓梧说道，现在地方经济利益必须要触动，如果不触动，我们所提出来的结构调整、节能和环境等问题，在地方强烈GDP冲动之下就很难得到解决。
他还表示，第二个碰硬的，就是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如何改革，这些行业到底应该给国家交多少钱？交的这些钱要干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财税体制改革需先行
“摆在我们面前的深化改革的任务很重，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在这里，能够撬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公平和谐的杠杆就是财税体制。”侯云春说道。
宋晓梧提到的两个“碰硬”也最终可以追溯至财税体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产能过剩、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财产泡沫，这些都和财税政策措施不及时、不到位、力度不够有关系。”侯云春说。
1994年，以分税和完成的税制改革为基础，在当时规范了财政收入，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和直属责任，有力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对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公平竞争，建立统一的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时过境迁，目前分税制已然成为地方财源不足，事务却过多的根源，土地财政及后续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
“因为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已经设计的改革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已经出台的政策随着发展变化，甚至成为引发新问题的原因。”王保安说，比方说税收优惠，尤其是区域优惠林立，就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建立。
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为45383.47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08947.45亿元。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比为41.66%。也就是说，地方所花的每1块钱，平均就有超过4毛要来自中央拨款。
王保安表示，我们的财税体制确实到了整体性、适应性改革的时候。“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没有来得及清晰，这就造成中央委托地方的事权或者说地方事权过多，只能靠专项转移支付来解决，这就带来了专项过多的问题，影响财政运行的效率等等。”
财政部日前再次明确，有关铁路和邮电通信业的试点方案正在积极准备中，下一步将认真研究未纳入试点范围的其他服务业的改革方案，争取2015年全面完成营改增。
这也是财税改革将进一步深入的信号，众多专家都表示，随着营业税和增值税收入归属及其征管格局的打破，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础也会动摇，也就有了重新审视并布局的前提和必要。
“财税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甚至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改革的基础和支撑。”王保安说，财税改革还要依赖于有关配套改革的协同与推进。比方说养老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这些改革都对财政形成了支撑或者是制约因素，需要推进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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