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应量可适度增加

　　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争议颇多，一方认为超发严重，导致经济增长“僵尸化”；另一方则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密不可分，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骄人成绩。其实双方在评价货币政策时处于不同的期限目标状态，所谓“超发”多侧重于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的短期干预，“改革”则侧重于长期发展目标的确立，目前的经济形势对短期和长期货币政策目标而言都是一个挑战。

　　货币政策从出现之初就是为了抵御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自上世纪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在各国得以应用，其天生使命就是为了降低经济短期波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让大家“不太痛苦”地度过经济衰退期，也不至于“过于兴奋”地走过经济过热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发端也不例外，在过去四十年间，货币政策管理者开创了一个适合中国实际的货币政策工具库。

　　然而在庞大的货币管理系统和货币政策工具之间，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或者普通百姓，都把太多期望寄托其上。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从“超发”来说，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货币超发，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中国房地产的实际巨大需求和近乎半个世纪的房地产发展停滞，讨论货币超发，试想没有需求支撑的货币怎么可能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超常规发展，在价格上体现出上涨，货币只是替罪羊。

　　从当前经济形势来说，经济增长减速，特别是工业的大规模调整，货币需求存在一种内在的收敛机制。经过了上一轮金融改革，这种机制赋予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市场化地位，能够自主判断执行经营策略。遇到经济增速下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自然会上升，这将导致贷款投放的审慎度提高，从而在宏观方面出现新增贷款增速下降和货币增速下降。这种机制曾导致2003年至2005年间商业银行大改造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通缩。当前虽不至于出现严重通缩，但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和可持续增长潜力的衰弱，都使得货币需求出现自发的萎缩。货币政策工具在短期中就要逆周期调控 ，目前就需要温和增加货币供应，以缓解这种紧缩。6月“钱荒”是一种处置不当的结果，不能视为一种主观调控的成果。

　　在面对长期发展目标时，货币政策管理者制定了一个宏伟目标，要将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这样的目标需要一个“面纱”式的货币增长速度，以维持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额外货币储备结算需求。周小川提出的“池子”理论，正是人民币国际化渐进改革的一种比喻。这些“池子”是需要人民币沉淀的，这些沉淀就需要额外增加货币供应。

　　长短期目标和经济形势之间存在着矛盾，货币供应量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基础货币供应量，二是金融机构货币创造能力。为达成长期目标，新增的基础货币需要由金融机构不断再创造，而后者的货币创造意愿正在不断下降，这将抵消很大一部分改革效果，就如美国 、日本在对抗经济衰退和货币国际化过程中都大幅提高货币基础供应。与此同时，金融机构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收敛机制，美国的货币刺激效果就好在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程度高，导致其货币创造能力很强，在经过坏账拨备等不良资产处置后，又可以恢复较强的货币创造能力，而日本的金融机构能力较弱。

　　反观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多不足，在面对不良资产快速上升时，货币创造能力肯定会受到长期制约，这将直接导致短期货币政策目标和长期目标的落空。长期和短期目标与目前经济形势的矛盾，应该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适度处置不良资产、适度加快利率市场化等这些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化解。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方面只能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而不是承担主要压力，对货币政策期望太高最终将导致整体宏观政策的无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