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短板”领域投资突破经济发展瓶颈

　　最近，林毅夫提出的投资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观点引起热议。提及基础设施，如果不考虑部分项目过于超前而带来的浪费，城市内部也好，城际之间也好，基础设施确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有鉴于“四万亿”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现在往往把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视为危途。

　　其实，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几十年煤电油运“短板”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正是过去三十年对交通基础设施、电力、能源等瓶颈的大规模持续性投资，才使今天的经济运行基本摆脱了运输、电力的约束。在旧瓶颈日渐消除之际，新瓶颈又已产生，投资还应当作为消除这些瓶颈的主要途径。不过，除了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际交通设施以外，还应把目光投向阻碍经济发展的新“短板”，因为这些“短板”正日益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瓶颈，包括环境污染、国土资源和食品安全三方面。

　　“短板”之一是环境污染。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和监管缺位，使得环境恶化处于失控状态。当前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不经济和投资项目的内部经济，越来越接近互相抵消的状态，甚至外部不经济还大于内部经济。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趋于极限，其治理刻不容缓。环境整治需要大量的投资，这种投资应当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企业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必然造成生产成本的提高，部分成本应当向国内外消费者转嫁，部分成本由企业消化，政府也应通过减税消化一部分。对于没有消化能力的企业，理论上应当退出。当然，环境投资在逼退部分产能造成GDP下降的同时，也为环境治理类企业扩大了产品市场和投资，可以部分弥补GDP的损失。

　　“短板”之二是国土资源。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人口流向城镇，农村土地被大量释放出来，这些土地需要进行整治才能投入生产。而在农村地区，还存在一定比例的非建设用地，如河滩、田埂、荒地、废弃的河湖等没有投入生产。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这类土地经过简单的整治就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干旱半干旱地区被破坏的植被，如草场、林地等也需要恢复，这三方面合起来就是国土整治的主要内容。2012年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但大豆净进口达到5838万吨，折算种植面积为4亿亩，对外依存度达到85%。粮食安全是事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全面开展国土整治投入，增加可耕地面积，是克服这一瓶颈的最重要途径。国土整治投资主要应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运作，可耕地、林地、草皮面积的增加可以按比例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短板”之三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粮食、水果和蔬菜的连年丰收，主要是建立在化肥和农药大量使用的基础上的，而养殖业的快速扩张则与激素和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紧密相连，加上工矿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土壤、水资源和空气污染加剧，各地频频爆出大米、蔬菜、水果、水产品、禽类的重金属、农药和激素污染事件，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恶化的趋势。为了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在农田水利建设、无公害生产基地建设、土壤修复、水体修复、农业污染物处理等方面，亟需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很难由分散而缺乏投资能力的农民去做，只能主要由各级政府牵头，由各类企业去运作，以政府购买为主要模式。对于高质量的农产品的供需，则应采用市场化的方式，由企业承担分散投资的责任，由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付费，逐步提高农产品的整体质量。

　　上述短板所构成的发展瓶颈是没有争议的，通过投资去克服这些瓶颈也是成立的，关键问题是投资的成本由谁承担，各利益主体能够承受多高的成本。理论上，这些成本最终都要转嫁给受益者即消费者，就像历史上为了克服煤电油运瓶颈而鼓励电力、交通投资所采取的电价上涨和高速公路收费政策相似。区别在于，煤电油运瓶颈显得迫切需要突破，解决起来就果断坚决，而上述三方面问题看上去似乎并不急切，解决起来也就拖泥带水。

　　近三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以环境资源和质量安全为代价的，上述问题已经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解决旧瓶颈时所采用的方式并未过时，社会必须为商品和服务成本的上升支付代价，由社会承担总体成本，采取谁投资谁受益、谁消费谁付费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对于解决这些瓶颈所带来的生产和服务成本的持续上升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成本上升是必然的，是无法回避的。

　　经济增长或许首先体现为商品和服务数量的增加，但社会不可能永远只满足于数量的增加，而始终容忍较低的生活质量。尽管解决发展瓶颈将引起成本上升，但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将会上一个台阶，人们生活水平也会大大改善。同时，投资本身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突破这些瓶颈，经济社会要再向前发展势必受阻。约束产能过剩领域的投资，加大瓶颈领域的投资力度，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