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电影《顽主》中的3T (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公司一样，近日，山西太原出现了一家类似的道歉公司，这家公司以调解矛盾纠纷为主营业务，以替人跑腿为辅助业务。这是山西继2008年一批经营“道歉业务”的公司偃旗息鼓之后“道歉公司”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
道歉公司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在中国出现，虽然最终“存活”下来的经营道歉业务的公司并不多，但坚持下来的公司都形成了规模。
如今的道歉公司已经不仅仅是靠小广告、小传单式或者通过纸媒广告的模式推广，而是开始利用互联网、手机、LED大屏幕等新型渠道向人们传递这些信息。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道歉公司曾经存在过，而现在，这个由80后男孩薛力恺创办的力丽祥道歉和事公司在山西一“登陆”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社会矛盾复杂化催生道歉公司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变得复杂化、多样化。传统上德高望重的老者在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少，很多矛盾没有熟人来调解，找官方机构调解又显得不合适或失去了和气。很多矛盾只能靠当事人自己解决，但矛盾已经激化到双方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纠纷就被拖放了起来，严重影响了社会和睦。”26岁的山西小伙薛力恺说，“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能不能开一个道歉和事公司，专门来调解人们之间的矛盾。”
薛力恺毕业于山西一所大学的市场营销学专业，大学期间就非常活跃，经常会冒出一些新鲜点子。2010年毕业后，他先在山西一家媒体做了一段时间的记者，然后转行去了一家汽车4S店。2012年下半年，薛力恺回到父母身边，替家人打理起了生意。
刚毕业时，父母希望薛力恺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回家打理家里的生意，但是薛力恺一腔热血，想自己闯出一番事业，然而，最开始他并没有创业的好点子。
平常闲的时候，薛力恺喜欢看看电视，尤其关注近年来热播的社会调解类节目。看节目的过程中，商机嗅觉敏锐的他发现，很多社会矛盾需要调解，但是现实中缺少调解人，并且大部分人不愿意走上电视台去调解，害怕暴露了自己的隐私。
“起初产生了开调解和事公司的想法，我自己都非常兴奋，”薛力恺说，“我想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去试错，就不断完善自己的想法。”
“酝酿了有半年时间，今年过完年之后，我就开始跑公司注册的事。”薛力恺说，“道歉和事公司是个新鲜事物，以前山西没有人注册过，办理营业执照时遇到了很多麻烦。”
“国家规定的工商营业执照申请条目里，没有道歉和事公司这样的种类，不能办理。”工商局办证窗口的工作人员一口拒绝了薛力恺的注册要求。薛力恺不死心，随后找到了工商局管企业注册的负责人，但是却得到了同样的答复。“难道真的不行？不能这样就退缩，我鼓励自己一定要干成这个事。”薛力恺说，他一有空就跑到工商局软磨硬泡讲道理，工商局的管理人员终于有所松动，答应向上级汇报。
“我去了，就说社会上需要道歉和事公司，还拉上了国家大政策给自己撑腰，说国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我开道歉和事公司，能给社会解决矛盾，也是为社会和谐贡献力量，从道理上说国家应该大力支持才是，至少不会从政策上限制。”薛力恺说，“民间力量也能在社会和谐上有所作为，关键是政策上得给机会。”
3月25日，薛力恺如愿了，成功申请到了营业执照，只是在注册时去掉了“道歉”二字，但最终却保留了“和事”的字样。看到他成功申请到了营业执照，父母改变了以往不支持的态度，激励儿子干下去，还给准备了启动资金。
“我主要处理的矛盾分三块，就是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和情侣之间的矛盾，还有就是孩子和家长之间的沟通问题，再就是朋友之间，比如合伙做生意时利益分配不均闹出的矛盾。”薛力恺说，“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单说夫妻之间的矛盾就很多样，可复杂着呢。”
薛力恺处理矛盾的手法也很特别。他争取和当事人多见面，把关系弄熟了之后，再去说调解双方矛盾的事。“陪打球、陪喝茶、和当事人聊兴趣爱好，一回生二回熟，当事人很快就会认同我，这就基本到了可以调解矛盾的阶段。”薛力恺说，“我只要和当事人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化解矛盾就有了突破口，事情做成的把握就高了。”
薛力恺说，开道歉和事公司并不是太新的创意，很多地方都有做过，关键看怎样以个性化的服务方式让顾客满意，这才是最需要创意的地方，他也正在摸索中总结经验。
母校教授助阵长线稳健经营
5名工作人员，2台电脑，一间百十来平方米的两居室，这就是薛力恺的公司。这栋居民楼位于路边，尽管破旧，但由于位于太原市的繁华商业区附近，而被薛力恺选中。他将其中的一间卧室作为办公室，客厅用于接待顾客。
最早在中国出现时，创办道歉公司只是一个创意，不需要本钱，只要一部电话，自己跑跑腿就可以应付，这种创业模式对没有资金的人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非常适合，也确实有人因此才选择创办道歉公司。但是对于薛力恺，并不是这样的。
前期，他首先租赁下办公地点，在网上招聘员工，然后购置办公用品、前期宣传，加上试运营期间的免费调解，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投入近6万元。
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公司，也让营销的影响力达到最大，薛力恺和移动合作，由移动为其向移动手机用户推送了5万条短信。此外，他还找人四处散发传单，向人们讲解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同时在小区里贴“小广告”。
另外，他在临街的窗台外面布置了一块醒目的LED屏幕，一直滚动播放公司主营业务———夫妻之间、朋友之间、情侣之间矛盾化解。
从4月15日试运营到目前已经正式营业一个星期，三个月的时间，薛力恺已经接了17起业务，其中9起为家庭矛盾，剩余则是一些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沟通问题、合伙做生意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和情侣之间的矛盾，这其中还有一起业务来自深圳。目前，他已成功解决8起，而汾阳女孩小翟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
小翟在一家公司做代理，平时工作很忙，周末也很少休息，男友陈浩(化名)在一家公司做推销员，经常需要出差，所以平时两人聚少离多。由于误会和缺乏沟通，一场吵架之后，小翟向男友提出了分手，当时，陈浩试图挽回，但小翟没有给他机会，两人结束了一年的感情。
然而，分手一年之后，小翟还是放不下陈浩，回想起当初的甜蜜和陈浩的关怀，小翟萌生了复合的念头。但由于自己主动提出的分手，小翟总是放不下面子主动去找他。
后来听朋友介绍，太原有这样一家道歉公司，正在试营业，期间调解矛盾免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小翟找到了薛力恺。通过向小翟询问，薛力恺得知了其分手的原因以及男友的兴趣爱好，并通过多方打听得知陈浩目前也并没有女朋友。
之后，薛力恺给陈浩打了第一个电话，当陈浩听说这是一家道歉公司时，他很排斥。当薛力恺表明是为小翟打的电话之后，他还是拒绝了薛力恺，随后挂断了电话。
然而，薛力恺并没有放弃。为了套近乎，薛力恺从陈浩的兴趣爱好出发，发短信约陈浩打篮球，一场篮球以后，陈浩接纳了薛力恺，两人逐渐熟悉起来，开始聊工作，聊生活。
随着聊天的深入，薛力恺提出了小翟的复合意图，虽然陈浩一开始没有明确表态，但是薛力恺看出他对这份感情也很不舍。通过几次沟通，陈浩答应与小翟见面，最终两人和好如初。
“我当时考虑过上电视节目，但我又不想将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后来经朋友推荐找到这家公司，没想到居然办成了。”小翟难掩心中的喜悦。
像攻人先攻心的方式，是薛力恺采用的最多的一种，毕竟让对方接受一个陌生人的示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以往的道歉公司可能采取的方式是送花、送礼物、打电话说sorry、扮小丑逗人开心，也许当时矛盾可以解决，但并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而薛力恺致力于做的就是帮人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三个月来，薛力恺处理了包括利益纠纷、家庭矛盾和感情纠葛在内的各种案例，但是试营业期间，薛力恺没有对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案例收取调解费用。
对于如何收费，薛力恺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太原，道歉公司还是个新生事物，人们需要时间去适应，而且我们对定价也没有概念，贸然收费只会损失客户群。我想的是先免费提供服务，可能等公司有了一些知名度，再收费会好一些。”
通过查阅资料和成本核算，薛力恺确定了公司的收费标准：依业务难易程度，收费80元至2000元不等，特殊情况除外。根据他的测算，公司全年收入8万元左右，可以做到收支平衡。
“前两年不考虑挣钱，能维持收支平衡我就满意了，即使有小幅度的亏损也没有关系，这两年主要目标是打开市场。”薛力恺笑着说。
目前，为了提供更加专业的道歉服务，薛力凯还组建了自己的智囊团。公司筹备期间，薛力凯曾到母校求助，很多老师对他开办的道歉公司十分感兴趣。但因工作繁忙，他们不能经常性地为他提供业务指导。薛力凯转而向退休教授们寻求帮助。他的执着感动了这些退休老教授们，目前，已有山西财经大学和山西大学的3位退休教授加入了他的公司，成为了调解员。
“这些教授的经历和经验都比较丰富，他们有的学过心理学，有的通晓法律以及婚姻学、社会学等知识。”薛力恺说，虽然他们上了年纪，不一定每次都有精力亲自去解决矛盾，但有这样的后援团，对于矛盾的分析及解决方案的制订都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强大的后援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这些目前都不在薛力恺的考虑范围内。
“劝和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难度也非常大，需要深入了解双方的问题，把握双方的心理，对症下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谭克俭说，这就要求调解员的整体素质要高，要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广泛的知识面、高效的交流能力以及抗压能力。
“道歉”浪潮迭起前途喜忧参半
据了解，世界上最早的道歉公司开办于1987年，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女接线员嘉芙莲创办的一家电话道歉公司。社会学家将道歉公司的业务称为情感消费，像道歉公司提供的这些服务，在国外已非常常见，打“情感牌”挣“情感钱”的公司早已有之。
在日本，不仅有专门出租“仿真亲人”、“模拟恋人”的公司，还有专门生产“出气商品”的厂家，且生意兴隆。
在丹麦，有些父母专门请小时工来扮演孩子已经去世的外公外婆，以避免孩子过于伤心；欧洲也有单身母亲会雇佣小时工来临时担任“丈夫”的角色，跟自己聊天或者解决一些简单的家务。
作为情感经济的一种，道歉服务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1999年，中国第一家道歉公司在西安成立，紧接着，重庆、上海、杭州、西安、承德、北京、天津等地也开设了类似的经营道歉业务的公司。
一番大浪淘沙之后，最终沉淀下来的已经没有几家，有的甚至尚未注册就“胎死腹中”。目前国内做的最好的当属西安的高曙东道歉和事服务公司，这也是中国首家职业道歉和事服务公司。14年来，已成功调解1万多件各类矛盾，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在太原，2008年，一家花店推出“替人道歉”业务，让服务员扮成小丑，戴假发、穿礼服、涂白脸，再安个红鼻头，希望滑稽的造型能帮助委托人求得原谅。刚推出时，打电话咨询的人比较多，但真正委托的顾客较少。
无独有偶，太原绿色长廊心理咨询所当时也推出了这一业务，然而，火了一阵后，顾客也是越来越少。
事实上，在薛力恺创办这家道歉公司之前，山西并没有一家真正以道歉和事为经营范围获得许可的职业道歉和事服务公司。而以前经营道歉业务的公司在经营不下去时，都会转而经营其公司原本的主营业务。
有人质疑，私人矛盾由道歉公司出面解决，未免太过张扬，没有诚意，对方或许不能接受。
“虽然亲自上门道歉的效果要好一些，但也存在一些当事人无法和对方沟通的情况，由道歉公司出面会比较方便一些。”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谭克俭说，道歉公司的存在能对社会和谐发展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受伤的情感需要治疗，感情的裂痕需要弥合，“情感经济”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也在慢慢改变，虽然还未形成市场，但我相信只是需要时间而已。”薛力恺说。
有时也许中介或中间人可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但道歉服务与中介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在一方已经做的不合理，或者已有过错，需要向对方道歉的时候，道歉公司是带着诚意和歉意去的，而这是普通中介或中间人所不具备的。
有专家认为，提供道歉服务的公司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创意产业的一种，当下所有人最大的需求都是精神与情感，这种公司的出现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毕竟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态势，这项业务的承办既有经济效益，也能达到一定的社会效益。
然而，专家也指出，单就道歉这个服务项目来说，如何将其发展成为一项产业，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单说中国人喜欢含蓄，不喜张扬，尤其不愿直白地表达情感的个性，对于道歉公司的发展就是一项不可规避的难题。此外，工商部门对于注册、引导、扶持和规范等方面，都还存在空白。加之目前道歉公司资金能力参差不齐，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道歉公司还处于一个发展的探索阶段。
■延伸阅读
道歉公司发展地图
2000年2月，一家“道歉公司”在重庆市亮相。该公司的道歉方式有代理送花、送明信片、写信、安排度假、打电话等。
2000年8月，天津诞生首家民间道歉公司———天津市铃铛阁社区服务中心“致歉礼品传递公司”，由下岗职工一手创办。花上20元钱，该公司可以替人道歉，并送上一份得体、温馨的小礼品。创办人将业务范围扩展为恋人间、朋友间、子女与父母间、同事间、单位上级对下级间。
随后，河北省首家道歉公司———“言和道歉公司”亮相于承德。经理李彩飞说，他是看了“实话实说”节目后产生这个想法的。收费标准根据顾客所提问题的难易程度而定，但最多不超过100元。
2000年下半年，开业不到两个月的杭州“道歉公司”尚未注册就胎死腹中。
2000年，辽宁首家道歉公司———雨晴道歉公司成立于鞍山，然而成立以来却一直举步维艰，至2001年初宣告停业。
2000年11月，石家庄名为今世缘道歉祝福中心的道歉公司成立，截至2001年2月，已受理30多起业务，道歉成功率100%，每次收费视工作的难易程度从5元到100元不等。该公司招聘了30多名不同身份的兼职道歉员，以便开展不同类型的道歉业务。
2004年，大连出现“职业道歉人”，调解不成功不收取酬劳，但没有进行工商注册。
2004年6月，昆明街头出现两个人，胸前的牌子上写着“职业道歉人”。当时他们平均每天有两三单业务，大多是替朋友、熟人服务。
2005年7月，海南四个大一学生开办“道歉公司”，每次收费50元，但由于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被工商执法人员叫停。
2006年9月，一位年近6旬的老太萌生创办道歉公司的想法，但未获得工商注册，没有开展。
2005年6月，哈尔滨下岗职工刘会强创办一家道歉公司，开办5个月来共调解纠纷40余件，解决纠纷的成功率达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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