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是“蚁族”
心中有希望蜗居又何妨
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近2000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里奋斗的“新北京人”。他们来时的北京，二环外的公交车比飞机罕见，骑自行车还能遇到狼。他们留下了，因为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同样怀揣着“北京梦”。正是有了“蜗居”的勇气，才能有梦想的动力。
60年代“蜗居”者
20年合住换来40平方米家
人物：李竹润江苏徐州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随后分配至新华社从事国内新闻对外报道工作。先后担任记者、编辑、驻外记者、中央新闻采编室主任、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等职务。
“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羡慕我们这一代人，毕业了不用找工作租房子，国家包分配，单位管宿舍，好像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但是事实上，我们这‘被管起来’的一代，真的是既幸运又不幸。”李竹润说，1985年自己获主任记者职称，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第一次搬入了不到40平方米属于自己的家。而此前的20年，他们全家一直和他人合住。
从集体宿舍到搬进十一平方米婚房
“我当年一毕业，就分配到了新华社，住进了新华社院内的职工宿舍。当时的宿舍就在现在新华社民国时代修建的礼堂附近。我在那边一直住到1970年结婚。”他告诉记者，两座二层的老楼，仁义楼和理智楼，容纳了当时新华社大多数的单身员工。最开始，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住两名员工。后来随着新华社不断扩招，居住人数慢慢地从两个增加到了三个，甚至四个。
“我们当时的宿舍条件跟学生宿舍有点像，从学生时代的上下铺换成了两张床。没有独立卫生间，在每一层楼中间有一个公共厕所，洗澡也是集体澡堂。到了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生炉子取暖。”李竹润说，常常冬天天还没亮，人还没起床，就有工人哗啦推门进来，捅开炉子，留下煤球，宿舍毫无任何隐私可言。
李竹润在新华社的单身宿舍住了5年之后，搬到了军事博物馆附近的皇亭子，那边是新华社为已婚员工提供的宿舍。结婚后的李竹润跟妻子搬进了11平方米的婚房，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一间，另外一间住着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个三口之家。“当时每个月的房租是一块钱左右。除了房租之外，我们还要交家具费。一张床，一张桌子，两个凳子，每个月交三四毛。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太清了，不过房租和家具费加起来每月费用不会超过一块五毛钱。当时根本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家具也都是集体的。”李竹润说。
“十一口之家” 骑车带儿子找厕所
1971年，李竹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夫妻两人，刚出生的儿子，加上照看儿子的岳母一家四口再次搬家，跟另外的两户人家一起住进了不足50平方米的十一口之家。“我们当时是三家共住在一套房子里，每家一个房间。最大的房间有15平方米，住了四口人；最小的只有9平方米，住了三口人；我们家住了13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这13平方米的空间住5口人——我们一家四口，外加照看刚出生女儿的岳母。我们这么多人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大约6平方米的厨房里摆着3个煤球炉，只有一个水龙头。”
李竹润至今在回忆起这十一口人的同居岁月时，第一反应仍然觉得紧张，“每天跟打仗一样，争分夺秒地抢厨房，抢水龙头。不过这些在他看来，都还不算什么，上厕所才是最大的难题，我记得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得骑自行车骑个四五分钟，带他去周围的公共厕所。”
每个时代有它安排的命运
1985年，新华社住房政策向业务骨干倾斜。在经历了整整20年的与他人合住的宿舍生涯之后，当年获得主任记者职称的李竹润一家四口人终于住进了一间40平方米的里外间。“其实那个房子连一室一厅都算不上，就是个里外间，十三四岁的儿子睡外面沙发。五六岁的女儿跟我们夫妻两个睡里间卧室。”
随后，随着单位和国家住房政策的调整，李竹润一家又先后搬过好几次家。最后在石景山安了家，实现了家里的每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卧室。
“每个人的青春都不容易，每个时代也都各有各的苦衷。每个时代都有它安排的命运。我们作为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中的一分子，只能接受不同的历史安排给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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