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之时,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信贷结构调整指导意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融资平台。当时这个本意为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的举措,使得地方融资平台如火山爆发,融资余额直扑7万亿。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爆发至今4年有余,至今,融资余额保守估计在10万亿元以上,而带给中国经济的危害也日渐明晰。这部分资产已经成为中国金融资源存量中危险而低效的有毒分子。尽管前述贷款指导意见在实施不到一年之后,政策风向已经逆转,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防范潜在财政风险成为主基调,但时至今日,风险仍在累积。
最近一个多月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三次提及盘活存量资金,强调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业者将此解读为让货币结束在金融体系里的空转,而更多的转向实体经济。目前,央行已经收紧口袋,推动金融机构资产的重新配置。
无论中国的金融资产如何布阵,金融资源配置中,当下最畸形的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机构占据了过多的金融资源,成为制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压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绊脚石。
国家审计署最近公布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这个数据是基于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的审计结果。审计显示,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2.94%。按照2010年的数据,这些地区政府性债务余额已占到了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10.72万亿元的31.79%。这个巨额债务中,很多是高风险的。审计署称,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达189%。
风险如此之高、规模如此之大,地方融资平台仍然能够完成对金融资源的畸形占用,有两个支柱。
其一是金融机构的默许。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背后是国家信用。即使出现偿还问题,国家最终会出来埋单。其二是地方政府对融资成本的不敏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会通过各种途径融资,有通过信托途径,有的甚至于不惜高成本违规集资。
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占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他们拉高了社会融资成本。地方政府占用的金融资源规模之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金融资源的供给平衡;而相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信用,大部分企业是处于信用劣势的,需要在地方融资平台的基准上,拿出更高的成本,来获取融资。
他们严重影响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国正在展开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要市场化,一方面资金贷出方要市场化,即银行的改革;另一方面,资金的借入方也需要市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资金借贷的交易对手,在国家信用的隐含担保下,将使得利率市场化机制无法有效运行。
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与土地价格、高速公路、政府还贷公路收费密切相关。这几类项目是地方融资平台主要的还款来源,往往导致高地价和高收费。高地价抬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扭曲社会投资,使得制造业空心化,而公路收费则是抬高了国内的经济运行成本。
总体而言,地方融资平台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占用,累积了金融风险,形成中国财政风险,并且还将成为政府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金融改革等等的障碍。要恢复正常的经济循环,哺育实体经济正常运转,清算地方政府的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占用实极端重要。
监管机构一直在试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总量控制,是目前的基调之一。笔者认为,只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保持目前的规模,中国的社会融资成本就下不来、利率市场化就难以推进、相关诸种问题就无法解决。盘活金融存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就将金融资源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手中挤出。
因此,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下一步应该要从“总量控制”过渡到“总量压缩”。这种挤压一旦能够有效实现,超过万亿的金融存量从地方政府手中转入到民间企业的实业体系,就能够迸发出巨大增长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