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基金规模完成了从8000万到3万亿的“大跃进”。在这当中，基金经理们也没闲着。来自wind咨询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20日，本年度共发生了353起基金经理变动公告，较去年增加96％。其中，171只基金刊登了基金经理离职的公告，占总基金数的46%.跳槽已经成为这一行业不可回避的关键词。继原工银瑞信基金投资总监江晖与原博时明星基金经理肖华投身私募后，2007年的基金经理“奔私”潮愈演愈烈，各家基金公司几乎无一幸免。

    本报8月间的“基金经理跳槽意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0%被访的公募基金投资人士明确表示有意愿转战私募，而这一比例在基金经理中更是高达70%.

    是行业大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制度性缺陷的体现？如何提高行业吸引力与稳定度，成为横亘在中国公募基金业面前的又一难题。

    豪华离职榜

    来自某咨询的数据显示，在171起基金经理离职公告中，股票型基金85起，离职比例高达47%；混合型基金57起，离职比例达57.6%；货币和债券型基金经理离职比例较小，分别为38.4%、15.2%.

    值得注意的是，另有10只基金年内刊登了同一基金经理的任职与离职公告，其中，任期最短的基金经理仅在任了3个月。如此频繁地进出，令人不得不为其管理的基金业绩捏了一把汗。

    在这一长串离职名单中，不乏一些总监与明星级人物。5月中旬，原工银瑞信基金投资总监江晖离职。作为知名银行系基金公司的投资部发起人与负责人、业内著名基金经理，江晖的这一举动令人感慨。

    9月，景顺长城基金原投资总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基金和内需增长贰号的基金经理李学文辞职。李的实力在业内有目共睹。去年，其管理的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基金以182.27％的净值增长率夺得股票型基金冠军。但这些荣誉，也难阻挡他离去的脚步。

    10月，原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投资总监、中国优势基金经理吕俊离职。作为风头颇健的新锐基金公司旗下拳头产品，中国优势基金成立三年来获奖无数，而吕俊领导的投资团队业绩整体突出，其操作理念获圈内认同。他的离职令很多人扼腕。

    此外还有嘉实基金的赵军与王贵文，长盛的田荣华，华夏的石波，无数公募基金界耳熟能详的名字构成了这份豪华离职榜单。对于年轻且急需人才的中国基金业来说，他们的离去无疑是个损失。

    “基金经理越来越年轻了。许多人也不过三四年的从业经验，没有经历过熊市，却开始管理巨额资金。”有基金经理对《上海证券报》这样感慨。当然，他也很年轻。

      收入、考核、投资受限成跳槽关键词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公募基金经理转向私募呢？

    本报8月间的调查显示，“收入与压力不成比例”成为跳槽的第一关键词。几乎所有受访的公募基金投资人士都认为，“相比自身承受的压力，公募基金目前的收入与私募基金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

    “目前，公募基金经理的收入由基本工资与奖金两部分组成。一般而言，只有业绩总排名前25％的基金经理才能拿到奖金。中小基金公司为优秀基金经理提供的收入一般不过百万，即使是大型公司也在200万至300万左右。”某基金经理透露，“对私募基金20％的业绩提成而言，这样的收入水平基本没有竞争力。”

    除收入因素外，“公募基金考核太急功近利”以及“管理层对于公募基金经理个人投资的限制过于严格”等问题在公募基金投资人士接受工作满意度调查时被频繁提及。

    “在海外，公募基金常常是一个季度公布一次业绩排名，而我们天天排名，感觉压力很大。”深圳的某基金经理如是表示。

    他透露，公司一般要求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在同类所有基金排名中位列前三分之一。“如果连续几周排在后三分之一，公司还没让你‘走人’，自己都觉得受人恩赐了。而对于新基金经理而言，考核期一般为一年。如果不行就走人，非常残酷。”

    “公募基金的频繁排名会导致互相攀比。如果你是第五名，就盯着第三、第四名。它们大举买什么，也一定要跟着买，生怕自己的业绩比别人输了几个百分点。而对于短期涨得比较慢的一些长线品种，则面临很大压力。”该基金经理表示，“仅从投资角度而言，还是私募比较单纯。”

    而“管理层对公募基金经理个人投资的严格限制”也令多数基金经理觉得有话要说。

    某基金公司的一位投资总监向记者表示，“作为公募基金的投资决策人，上报直系三代的身份证号码，我可以理解。但连弟妹弟媳的这些非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码都要上报，我觉得很难接受。”

    他透露，在身份证上报的当天，就接到弟弟的电话，说：“哥哥，为了不给你添麻烦，我还是不要做股票了。”“我觉得很难受，个人的职业问题，却给家人带来麻烦。”他说，“关键是，不论从收入、知识还是社会贡献度来说，基金经理都应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如今却频频和‘老鼠仓’联系在一起，不仅脸面无光，也觉得情感上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