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手握超过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去年净投资收益高达1700亿美元，这个国家就是日本；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欠了4.5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负债，但去年的净投资收益竟然高达2288亿美元，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手握近两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去年的净投资收益却是负298亿美元，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如何扭转这种困境？唯一的出路是重构资产负债表。从WTO时代到“一带一路”时代，中国的角色正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未来可能由“卖商品买资本”变成“买商品卖资本”的资本输出国。
在中国经济起飞初期，开放不仅带来了稀缺的市场需求（出口）和生产要素（FDI），而且通过倒逼为改革提供了最初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改革的本质就是开放。新常态之下，要想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全面扩大开放”。
上一次开放是以WTO为标志、以贸易为核心的单向开放，中国的角色是被动的规则接受者，做的事情是“卖商品”、“卖资产”、“买资本”。这一阶段的开放主要靠全球化和中国人口两大红利。
但目前来看，这两大红利都在减弱甚至变成拖累。一方面，全球再平衡步伐加快，各国竞相贬值拉动出口，这对中国的出口市场产生挤压。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这不仅会导致储蓄投资缺口的收窄，而且抬高劳动力成本，直接影响出口竞争力。
新常态下，中央已经开始改变开放的思路，加快以“一带一路”为标志、以资本为核心的双向开放。
从被动对外开放到主动对外开放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提到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时，首次提出“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这背后的含义其实是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规则的“改变者”。
客观上看，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成为经济大国。相比之下，欧美日仍然在后危机时代的去杠杆泥潭中苦苦挣扎，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前者面临内部失衡分化问题，后者面临老龄化问题。未来十年是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最佳时机。
主观上看，中国除了加快改革开放别无选择。中国经济正处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外需的换挡期，过去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难以为继，只能依靠改革开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开放依然是最重要的催化剂。
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改造多边贸易制度。加入WTO曾在国内引发争议，但事实证明，正是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让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加快推进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为代表的ABCWTO，即排除中国在外的新贸易体系。
中国也不会坐以待毙，一方面加快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自贸区建设，比如中国与瑞士、新西兰、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多边贸易协定和贸易区建设，比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二是主动改造多边金融机构。目前全球金融体系仍然是二战之后由美欧日主导建立的旧体系，与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不匹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严重缺失。十八大之后，中国改变策略，另起炉灶，主动组建新的由自己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未来以金砖银行、亚投行为主的多边金融体系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从经常项目开放到资本项目开放
改革开放的初期，重点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进展不多。1980年，中国加入IMF时还是以第十四条款国的身份加入，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不可兑换。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开放随之启动。
但由于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企业出口等外汇收入原则上仍应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强制结售汇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一直严格执行，直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结售汇制度才逐步放松。
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仍相对滞后，未来开放空间还很大。IMF发布的2014年《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年报》显示，在其划分十三大类资本项目中，目前中国只开放了国际贸易信贷下的“商业信用”这一项，而其他十二项仍处于不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的管制状态。这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
十八大之后，中央明显开始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央行认为已经成熟：一是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国际收支稳定，经常项目持续顺差；三是外汇储备充足；四是银行资产质量稳定，不良率低，拨备率高；五是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体量已经很大。
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央行认为正是时候。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央行认为不是问题。
但央行的上述观点遭到了以社科院余永定和张明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质疑。从这场争论可以看出，资本项目开放的大方向并不是问题，分歧在于节奏。我们倾向于后者的观点，中国虽然有相对稳定直接投资流入和经常账户流入，而且央行对资本外流风险有防火墙，但目前的国内外环境的确并不十分适合，节奏上应该更加谨慎。
事实上，这场争论之后，央行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学者的意见，变得更为谨慎。当然这和2014年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有关系。预计下一步央行的思路是稳步推进，从低风险入手，并保持一定的防火墙措施。
在过去以创汇为导向的政策环境下，中国的资本项目管理一直是“宽进严出”。下一步的主要思路是“宽进宽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开放对外直接投资；二是加快开放资本市场，包括对内和对外；三是放宽外汇管制。
从单向开放到双向开放
以“双顺差”为标志的单向开放和外汇单向流入是不可持续的。过去认为顺差就是“好的”，开放过程中刻意追求“双顺差”，这不合常理。
首先，外汇不能在国内使用，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赚了外汇之后应该把钱花到国外，对应的应该是资本账户逆差，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一定是一种“非常态”。
其次，在私人部门通过经常账户顺差积累大量外汇的情况下，私人部门却同时在通过资本账户顺差吸引外汇，这实际上是舍近求远，把国内的稀缺投资机会拱手让人。
当然，改革开放初期单向开放有其必要性。一是希望借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二是双顺差意味着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央希望通过积累外汇储备增强国际收支的抗冲击能力，保证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的金融稳定。但目前来看，这种效果在递减，而且存在明显的天花板。
十八大以来，政策导向已经发生变化，不再过分追求“双顺差”，而是加快推动双向开放。一方面，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快企业走出去，从FDI导向转向ODI（对外直接投资）导向，同时拓宽居民海外投资渠道；另一方面，反腐挤压了地方招商引资寻租空间，中央已经放弃粗放式的发展导向，着力通过改革和创新激发国内需求，弥补出口萎缩带来的需求缺口。
除了主观上政策导向的变化，客观环境的变化也将推动从单向开放到双向开放的转变。
首先，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已经打破。以2012年外部欧债危机和内部汇率市场化改革为契机，人民币开启双向波动时代。虽然2013年由于外围突来的QE大潮，人民币再度出现单边升值，但随着QE的退出和美联储加息的临近，人民币已经重回双向波动。
其次，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收窄。从内部看，人口老龄化趋势明确，储蓄投资缺口收窄。劳动力成本攀升导致商品贸易顺差收窄，而服务贸易逆差还在扩大，投资收益也一直是逆差。
最后，资本账户逆差成为常态。除了政策上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及ODI逐步超过FDI之外，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加息导致内外利差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打破，套利资本的流入也趋于放缓。
从“卖商品买资本”到“买商品卖资本”
中国加入WTO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但国内对进口却一直设有诸多限制，进口需求没有完全释放，这也是中国保持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贸易增进两国福利必须以对等的自由贸易为条件，“保护主义”伤人伤己。出口商品赚了外汇的最终用途就是出去买商品和资产，这样才能体现分工创造的价值。下一步中国要重点扩大两类产品的进口：
一是部分稀缺的原材料，尤其是具有战略储备意义的稀缺资源品，比如石油。这些产品在国内储量并没有优势，而且开采和生产成本高于国外。二是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大负外部性的商品。
中国手握近两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2014年的净投资收益却是负298亿美元。中国扭曲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是造成“巨额净资产与负收益”困局的主因。
从对外资产结构来看，过度集中于低收益的官方外汇储备，高收益的私人部门对外的“资本输出”严重不足。2014年，在中国的海外总资产中，储备资产占比高达60.8%，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仅为11.6%。
从对外负债结构来看，过度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一直在高成本“买海外资本”。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对外负债中占比高达57.8%。这部分投资由于享受了国内招商引资的大量优惠政策，收益远远高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这个剪刀差造成了巨额净资产与负收益的怪圈。
简单来说，央行一直在卖出低收益的资本，而企业和居民一直在买入高成本的资本。未来要想扭转净资产负收益的困境，必须多买入高收益的资产，少卖出高收益的资产。
首先，少卖出以下两类高收益的资产。一是土地资源。在招商引资的热潮之下，很多土地和资源以低廉的价格和各种优惠政策被外资企业占用，外资企业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二是优质企业。由于国内融资机制不够完善，很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选择海外上市。
其次，多买入以下几类高收益的资产。第一类是经济收益高的资产。中国已从高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增长，投资收益边际递减，未来的高收益机会应在新兴市场，比如非洲、中亚、拉美等地区。
第二类是社会收益高的资产。通过海外收购等方式获取关键的资源和生产商，强化国家的战略安全，包括能源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等。
第三类是政治收益高的资产。“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外基建投资除了经济收益之外，还有可观的政治收益。有助于中国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便于开展双边贸易，同时获取政治外交上的战略支持。（作者为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实习生吕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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