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媒体称央企高管限薪配套方案细则正在审议中,引起广泛关注。实际上,央企高管收入话题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央企高管自曝月薪8000元,立即有网友跟帖称,“这是侮辱群众智商”。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受减薪影响不少央企高管离职”,又有声音出来“央企高管即使没工资也是人们争先恐后抢的岗位”。
央企高管薪酬体系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尴尬的是,无论央企高管受访时说自己现在月薪降了多少,公众也没有表现出满意,或者不怎么相信,觉得暂时减薪不过是躲避舆论风头。
那边被限薪和降薪的高管就满意了吗?虽然一些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很淡定,表态支持降薪,称已经适应低薪,但实则言不由衷。将心比心,薪水突然降那么多,心理很难适应。我与好几位央企高管聊过这个话题,他们私下里抱怨薪酬改革被舆论绑架了,把高管收入拉低到工薪阶层的水平,让经营如此庞大的一个企业、贡献这么多利润和税收的央企高管拿那么低的收入,“是一个笑话”,和国外同行没法比。
公众和高管的不满,都可以理解,因为两边的参照系不一样,不是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中交流,而是各说各话。央企高管们是拿自己的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同行比较,而公众是将之与普通员工的收入比较,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比。央企高管是拿自己的收入与央企创造的丰厚利润比较,而公众则拿央企的政策优势与民企的劣势比,抱怨央企的垄断。高管称现在的央企相比过去在经营管理上有了巨大进步,而公众则称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比较的标准不一样,自然“各自有理”,以致关于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话题常常陷入“不可讨论”状态,一提起就充满情绪。
公众和央企在看待高管薪酬时的参照标准不一样,正暴露了央企的模糊定位,一方面参与市场竞争,有着鲜明市场化企业的属性;一方面又承担着很多市场之外的政策性责任,有着公共部门的属性。这种双重性也表现在央企高管的身份上,既是企业高管,也是进入行政序列有着相应级别的官员。政企不分的双面身份,自然无法回避身处不同的坐标系中。公众会把央企看成应受严格约束的公共部门,把高管看成薪酬应受约束的公务员;而央企高管则把自己看成创造巨大利润应受到相应激励的市场主体。
事实上,央企高管收入的不透明也加剧了公众的种种猜测,即使现在月薪8000元属实,这只是基本工资,还有绩效工资、任期激励,更有公众看不见的各种隐性福利,特别是漫无边际、花样繁多的职务消费黑洞。
两边的想法可能都没有错,问题出在央企身份的模糊不清上——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可又绕不过去,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无论高管薪酬降到什么地步,无论薪酬改革如何设计,都无法改变“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相比央企高管的降薪限薪,近来随着股市上升,民企高管们的薪水在飞涨。据统计,2014年,2691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合计约2.43万亿元,同比涨幅为6.11%,大部分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涨船高,高管共获得薪酬近146亿元,同比涨幅8.9%,超过公司净利润涨幅,薪酬在1000万元以上的董事长共有5位,中国平安、万科仍是行业内高管薪酬领头羊。对于民企高管们的薪酬涨势,舆论没有表现出不满,没有人仇恨马云的财富,也没有人眼红王健林的薪酬,这是他们应得的报酬,社会也能分享到这些企业飘红所带来的市场红利。相比之下,央企高管薪酬的“两边不讨好”着实令人深思。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