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国政府出于控制经济风险继续上升而着手降低杠杆。许多国家必然要经历财政紧缩的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全球经济正在步入曲折性与脆弱性并举的复苏轨道。从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趋势来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上升，将出现诸多新的结构性变化和革命性变化。笔者试作一预测。
趋势一：全球经济仍难完全走出危机阴影，已由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率在内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投资率下降及实际利率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
全球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最新预测，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为3.1%和4%，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近期，IMF[微博]将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长率预期分别下调为3.5%和3.7%，这预示着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之路变得十分漫长和艰难，全球将面临一个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并进入低于趋势增长率的经济“新常态”。
趋势二：目前全球实际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未来全球廉价资本融资时代可能趋于结束。
目前全球利率仍处于低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依然疲软，高负债居民信贷需求低迷，央行[微博]普遍执行刺激性货币政策。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考察了主要工业国实际利率水平趋势，得到类似结论。通过对19个发达经济体自1985年以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以GDP规模加权平均可以看到，在过去30年里，世界实际利率水平由1986年的峰值5%下降到金融危机前的2%，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接近0的水平。
然而，廉价资本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事实上，一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储蓄过剩”不仅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融资资源，也大大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水平。但现在这种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受消费需求收缩，信贷规模萎缩、债务重组以及“再工业化”的推动，发达经济体贸易赤字有望减少，与此同时，外部需求疲软，贸易汇率风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水平，全球贸易收支开始趋于平衡；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因素的趋势性改变，也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向，特别是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进程，这种局面将推动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上升。
趋势三：主要国家主权债务压力较大，“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福利化”进程还要持续数年。
全球债务水平处于持续上升之中。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金融危机前全球债务总规模仅为70万亿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这一规模已攀升至100万亿美元，涨幅逾42%，全球债务负担占国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政府及其相关平台已成最大债券发行者。
同时，截至2013年6月，公共债务有价债券所占份额增至43万亿美元，相较2007年同期增长80%。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刺激政策推动经济，信贷的大幅投放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人部门债务大幅增加。以中国为例，中国广义信贷增速在2009年一度达到35%，而广义信贷与GDP比值由2008年不到130%上升至2010年末的170%，目前已接近200%。
当前，各国政府出于控制经济风险继续上升而着手降低杠杆。许多国家必然要经历财政紧缩的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降低负债，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仍将持续数年，这些均将对经济增长动力形成负面影响，抑制总需求的增加。
趋势四：美国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恐引发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权货币洗牌。
美元主导全球经济金融周期，美元周期的转变是认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前提。美联储退出QE，这是美联储从过去10年的量化宽松周期开始转向紧缩周期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美元、美债再次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和“安全资产”，特别是如果参考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这将增强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的溢出风险。
当前新兴经济体企业外债高达2.6万亿美元，其中3/4以美元计价。2014年年中，跨国银行向新兴经济体发放的跨境贷款高达3.1万亿美元，其中主要是美元贷款。目前，美联储结束量宽和美元升值已使新兴经济体企业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开始走高，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风险上升，并可能传导至本国经济金融体系。此外，美元升值也将导致其他非美系货币、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一轮贬值潮，未来几年全球主权货币将面临新一轮洗牌过程。
趋势五：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全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面临通缩压力。
根据IMF的评估数据，在1990~2013年间，全球通胀率平均为11%，其中低通胀率的发达经济体在1990~2013年间的年均通胀率为2.3%。而根据2014年11月最新数据，美国CPI和PPI分别同比增长1.3%和1.0%，两项指标均已连续6个月下降；欧元区更不乐观，分别为0.3%和-1.3%，PPI已连续17个月负增长；中国CPI和PPI分别为1.44%和-2.77%，PPI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出现工业通缩的风险概率大大上升。目前来看，全球多家国际机构已发布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此视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在全球总体流动性较充裕、多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大背景下，全球通缩风险却持续增强，这背后既包括世界经济增长迟缓、总需求不足等原因，更凸显出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
1.大宗商品繁荣周期趋于结束引发价格危机。
2.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导致供需出现缺口。
3.强势美元回归引发全球“输入型通缩”压力。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美国以外地区以美元计价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超过了9万亿美元。与通胀相比，通缩同样会给全球带来非常大的风险。
4.全球主要经济体处于劳动人口周期变化的拐点。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2015~2018年全球层面通胀率仍将维持在低位，全球平均通胀率约为3.0%~3.5%，发达经济体因需求不足而导致其主要通胀率仍低于2%的长期目标，其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只是逐渐接近2%。
趋势六：国际贸易“规则之争”已超越“市场之争”，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角力点。
全球贸易投资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趋势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会更加激烈和隐蔽，从自由贸易转向规则贸易。
一是区域自贸协定竞争趋于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诸(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力图推行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未来“规则之争”已经超越了“市场之争”，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的角力点。
二是贸易与投资日趋融合发展。新规则体系强调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规则的整合。在投资领域，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服务贸易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三是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全球服务的可贸易化已开始改变整个贸易的深层结构。当前，国际服务贸易日趋知识化、技术化和资本化，世界服务贸易的部门结构已从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行业(如旅游、销售服务等)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如运输、电讯、金融等)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如专业服务、计算机软件、数据处理等)为主。如美国希望未来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推动金融服务自由化及电信自由化，包括电子商务，促进软件、影音光盘等数字产品的贸易自由化。
趋势七：全球跨境投资总体趋缓，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将成全球主要资本输出国。
根据IMF2013年的统计预测，2013~2018全球经济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4.18%，比2007~2012年增加1.88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全球FDI流量有望在2014年和2015年进一步上升至1.6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
鉴于主要经济体增长的不均衡性、脆弱性、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及其他一些大国货币政策分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影响全球FDI的流向。2013年年底公布的跨境并购及绿地投资项目均表明，总体而言，全球FDI短期内不会出现强劲增长。但中国是一个特例，未来几年中国面临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新阶段，通过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带动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同时，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拓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目前“一带一路”国家占中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只有13%，据测算，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十年总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未来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达70%。
趋势八：再工业化与新技术革命步入孕育期，将导致全球产业格局重组和重构。
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和“归核化”(即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抬升)。
一方面，宽带、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另一方面，集成电路将逐步进入“后摩尔时代”，计算机将逐步进入“后PC时代”；“Wintel”(Windows+Intel)平台正在瓦解，多开放平台将会形成，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兴起也是信息技术应用模式的一场变革。
受此影响，“工业4.0”和产业物联网将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重大颠覆性重构。此外，当前全球制造业出现“制造业服务化”新趋向。在全球500强企业所涉及的51个行业中，有28个属于服务业；500强企业有56%在从事服务业，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见表1)。国际制造业跨国巨头都在推进制造服务化转型，这意味着制造业服务化时代正在到来。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基于产业物联网和基于大数据的工业4.0将对全球就业市场产生巨大影响。智能制造的兴起、机器效率的提高会使得人的简单劳动面临“失业”的危险。不单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的失业，甚至还有可能是技能性岗位的失业。
趋势九：全球资源能源面临新供给冲击，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需求将趋下降。
全球资源能源领域的长期传统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并出现三大新趋势：需求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
1.结构因素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变化。发达国家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改变，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将趋势性下降。2014年1月中旬，BP公司发布了《2035世界能源展望》。《展望》预计，从2012~2035年，全球能源消费将增长41%，年均增长1.5%。增速将从2005~2015年的2.2%降至2015~2025年的1.7%，再之后十年降至仅有1.1%。
2.全球资源能源格局面临“新供给冲击”。能源效率的提高、页岩气革命、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环境标准的提升，将大大改变全球资源能源的供给结构。全球产业结构趋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会趋于减少。
3.资源能源消费重心“由西向东”转移。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以能源需求为例，根据BP《EnergyOutlook2030》预测，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将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加速发展，203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GDP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将分别达到87%、60%和70%，届时全球人口增长总量的95%、GDP增量的70%、能源消费总量的93%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将起到显著推动作用。
趋势十：未来全球财富继续增长，但需高度警惕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加剧风险。
根据瑞信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3》，当前，美国、中国和德国是全球财富的三大增长来源。全球财富未来五年预计将上升39%，到2018年达334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6.7%。预测期内全球财富将增长93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占29%，中国占近50%。报告也预测，2000年以来，中国国民财富每年都增长13.3%，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依然以10.1%的幅度快速增长。未来五年，中国人均财富将从现在的1.21万美元提升至3.44万美元，几乎是原来的三倍，这意味着到2018年，将有超过211万中国人拥有百万美元财产，达到美国上世纪90年代水平。
然而，未来十年全球仍需高度警惕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失衡，以及新技术，货币超发、贬值所致的贫富差距恶化风险。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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