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扩容自贸试验区 以制度创新拓展对外开放空间

　　中国20日同时对外发布自贸试验区扩容和负面清单等6个文件,进一步扩展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范围,并且在广东、天津、福建再新设3个自贸试验区。同时,负面清单再“瘦身”,中国以制度创新拓展对外开放空间。

　　“4个自贸区从北到南,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线状分布,构筑起各具优势、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新高地,为在全国范围内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探索途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

　　根据中国国务院印发的方案,上海自贸区实施范围扩大到120.72平方公里,将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广东自贸区将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天津自贸区将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福建自贸区将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建设成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

　　对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而言,新一轮自贸区的扩容与升级不仅是中国企业的良好契机,也给他的商会和数以千计的外资企业点燃了新希望。

　　过去两个多月中,哈利·赛亚丁一直致力于帮助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家肉类加工企业在华南地区投入巨额资金建立大型冷链加工厂,以满足中国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经过短暂接触与洽谈后,“自贸试验区”因素迅速将这家企业的目光聚焦到广州南沙。

　　“市场让我坚信,中国自贸试验区扩容会对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生很大吸引力。”哈利·赛亚丁说,吸引他的原因是,负面清单扩大了投资领域,可用市场工具及金融手段大大增加。根据华南美国商会调查,早在2014年底,详细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安排尚未公布,已有44%受访外资企业表示愿意去自贸试验区投资。

　　“自贸试验区扩容和负面清单的使用,可以使在华外资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开放机会和空间,这是一个积极变化。”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说。

　　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发布统一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首份负面清单190项特别管理措施,缩短到2014版负面清单139项,再度缩短到2015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122项。“这个负面清单和上海市前两个负面清单相比,进一步缩小了限制的范围,可以说提升了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说。

　　事实上,对此轮自贸区扩容升级寄予厚望的全球市场人士,不止哈利·赛亚丁一位。香港贸发局研究部副总监邱丽萍说,在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基础上,自贸区的扩容和升级“将从制度创新上帮助推动香港和广东乃至内地其他省区形成更紧密合作的可能”,而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着眼点都将超出双边范围,目标直指全球市场。

　　“我国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衷是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积累经验,因此目前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很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推广至全国。”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屠新泉说。

　　设立4个自贸试验区的目的是加强对比试验和互补试验,通过试验的多样性验证制度创新,通过措施扶植推广的可行性来建设更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广东自贸试验区特别强调粤、港、澳的合作,粤港澳经济的一体化,着重加工贸易和产业的升级;天津自贸试验区更强调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通过天津的口岸来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侧重两岸产业的进一步融合,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侧重“一带一路”的建设。

　　根据上海自贸试验区前期实践,一年半时间内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进驻,90%以上为自由备案进入,这对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王受文说,除了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外,中国还建立了行业风险审慎管理、经营者风险过程管理、企业诚信管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加强风险防控,守住底线,从而能更加有信心的开放,进一步扩大吸引外资的规模和范围。

　　自贸试验区升级,中国配置资源的空间扩大,可以争取全球竞争新优势。“更加主动地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积极参与重大贸易谈判和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提出于我有利的中国方案,是一项关系我国核心经贸利益的战略选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