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图打造一个包容、开放、透明的新型全球金融机构，在推动互联互通、跨境融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发挥重大作用，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投行是开创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的新起点
亚投行为何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信任？亚投行到底能为世界带来什么？世界并不缺乏前行的动力，缺乏的只是新的增长合作理念和机制。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习近平2014年访问韩国讲到国际合作时，提到了“义利观”：“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此次亚投行倡议“应者云集”，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正确义利观的践行结果。
当今世界正处于后危机时代的剧烈变动之中，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世界的发展其实并不缺乏前进的动力，关键是缺乏新的增长理念和合作理念，而亚投行的诞生可以说是顺乎潮流，恰逢其时。针对扩大亚洲区域基础设施融资能力，早有各种动议，包括东盟基础设施债券基金、东盟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东盟基础设施融资机制、东北亚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融资动议、亚太经济合作基础设施投资动议，以及东亚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等，但这些都未有实质性进展。
而随着俄、英、德、法、意等国申请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已经扩大至37个，一个面向泛亚、面向亚欧，甚至面向全球的金融治理新架构正在初步成形。
从当今全球的经济格局来看，区域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低，及缺乏互联互通问题是制约发展的一大瓶颈。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会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问题，融资渠道、融资方式、融资主体、融资机制等问题尚有待完善，未来亚洲经济，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然而，从目前来看，这种需求找不到有效的供给。目前，世行和亚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投向亚洲域内基础设施的资金非常有限,亚洲开发银行2013年仅提供210亿美元贷款，即使把世界银行集团、发达国家ODA等都考虑在内，资金缺口依然很大。另外，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全球私人金融机构的基础设施投资则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成熟资产，包括亚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始终难以得到真正填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跨区域互联互通与国家内部的大型建设项目不同，区域或次区域的互联互通项目如讨论多年的“泛亚公路”、“泛亚铁路”等，由于涉及多个国家、投资额巨大、较长时期内看不到回报，一直难以推动，只有在多边开发机构的统筹协调和资金投入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发展依然滞后于其经济增长，且无论在质还是量上均低于国际标准，已经对亚洲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制约。正是在这样的困境和需求之下，为构筑基础设施所必须的“资金池”，中国积极倡议发起了亚投行。
亚投行的成立不仅可以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效而可靠的中长期的金融支持,有利于夯实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将通过“杠杆作用”，提高贯通亚欧的资本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区域内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建设。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含多样化的金融市场环境、制度安排和投融资体系框架，仅靠单边努力难以发挥协同作用、应对风险挑战，必须建立健全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因此，亚投行的建立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补充，而非竞争。除了中国已有的投资基金可以为基础设施融资发挥更大作用，也可以发行长期债券或设立各种创新融资工具。尤其是应该动员更多的私人部门的资金，积极推进PPP模式，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于私人部门投资者的吸引力。而对一些投资金额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通过国际金融组织中长期贷款、本国政府财政资金、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以及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方式予以推进。
当然，不能不说，亚投行的成形更有利于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有利于打造覆盖全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网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2008年以来在离岸人民币交易大幅扩张的推动下，中国央行已经与28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超过3万亿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为打造覆盖全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铺平道路。2014年以来，中国已经与英国、德国、卢森堡、法国分别签署了人民币清算协议，英国、德国和法国还分别获得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的额度，如果加上与瑞士央行刚刚签订的协议，由此欧洲已经形成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瑞士“五足鼎立”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格局，一个覆盖欧洲的人民币货币互换网络正在形成。
就定位而言，亚投行不是中国的银行，也不仅仅服务于中国“一带一路”等经济议程，更无意于对抗，或颠覆现有世界秩序。亚投行是在现有多边国际开发金融机构之外的有益补充，其实质对多边开发金融机制进行的“增量”改革。虽然，未来亚投行不可避免地会与世行、亚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许多方面有竞争，但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更多的则是合作，都是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过去的全球治理框架是以G7为核心，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无论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还是发展领域都深深带有“一超独大”的色彩。从旧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硬核”来看，多半始于二战结束或冷战时期，比如，在贸易领域主要是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以各种区域性贸易制度安排为辅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在金融领域主要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中心，以金融稳定论坛(FSF)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监管等形成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在发展领域主要是以世界银行(WB)为中心机制，以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地区性发展银行为载体的全球发展治理机制。而这些全球治理框架下的机制设立基本上都是遵循“华盛顿共识”，并且由美欧等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群体话语权严重缺失，全球治理结构中利益分配不均衡，因此，原有国际组织已不能承担全球治理重任，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架构。
为了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必须找到能够适应全球治理，适应新的实力的分配以及协调集体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平衡点。而亚投行立足于新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其倡导在一个新的开放式合作框架下不预设合作条件和门槛，不排斥和针对任何第三方，向亚洲以及其他经济板块开放。事实上，包括亚投行的目的和使命、成员构成、股权分配、组织结构、治理框架等都遵循现有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规范运作和标准，力图打造一个包容、开放、透明的新型全球金融机构，在推动互联互通、跨境融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发挥重大作用，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投行是开创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的新起点。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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