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贿产业链 矿老板去新疆买玉石

　　关注理由

　　重大案件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快餐式的阅读后,案件又会不经意间从你脑海消逝。其实,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周,《法制日报》案件版都会推出“案件特稿”栏目,为你解读上周重大案件,体会其中法理情。

　　上周,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案件,当属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腐败案。秦玉海的蜕变过程,大多与他的雅好—艺术摄影分不开,与他痴迷摄影、追名逐利如影随形。近年来,“雅贿”之风渐长。而伴随着“雅贿”需求的不断膨胀,一个官员“雅贿”产业链悄然形成。剥开“雅号”的画皮可以发现,摄影无罪,玉石也无罪,罪在“欲壑难填”。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清道光年间,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碑帖书画,但他从不在人前提及,以防有人投其所好。一次,有位下属送给他一本宋拓碑帖,冯志圻原封不动地退回。有人劝他打开看看无妨。冯说了一句话,意义深刻:“封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

　　相比冯志圻的洁身自好,近年来,一些官员却费尽心机将自己的“雅好”广而告之,使得“雅好”摇身一变成为“雅贿”,给腐败也披上了一件“文艺”的外衣。

　　摄影作为“雅贿”内容之一,相比古玩字画等更具隐蔽性。一些心术不正的腐败官员认为,只要按一下快门,就能出“作品”,借手中的“权力”,就能卖个大价钱。

　　上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出“秦玉海案件警示录”一文,就披露了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的“雅贿”细节—将摄影作为腐败行为的“遮羞布”,为摄影“烧”的钱高达千万元,自己没花一分钱。

　　“快门”成“命门”

　　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盘点近年来落马的官员,包括秦玉海在内,至少有4人祸出“爱好”摄影。

　　去年2月被判刑的湖北省武汉市燃气集团、天然气公司原董事长张民基,受贿的摄影器材清单包括一部价值数万元的哈苏专业单反相机和4个哈苏镜头。这些贵重的专业摄影器材,无一不是其下属企业或合作商向其“进贡”的。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原副市长王会师,2014年4月初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报道,王会师热爱摄影,摄影作品曾多次获奖,他还在多个摄影协会担任副会长职务。

　　另一名值得一提的“摄影发烧友”是贵州省公路局原党委书记周金毅。

　　2012年,贵州省纪委查处了贵州省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窝案,省交通系统10名党员领导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其中,周金毅因个人受贿170.48万元、共同受贿550万元(个人分得200万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周金毅落马后,媒体的报道揭开了他收受高档相机、到风景名胜区纵情“取景”的“轨迹”。

　　作为贵州省摄影协会的会员,周金毅的作品小有名气,走到哪里,拍到哪里。为靠近周金毅,彭某、吴某开始自学摄影,并“谦虚”地向周金毅请教摄影知识,拜周金毅为师。一次吃饭,周金毅给几个新徒弟介绍相机时,谈到了自己用的相机是尼康D200,而马上要出的尼康D300性能更加出众。几个月后,尼康D300上市,吴某立即出钱购买了4台单价3万元的尼康相机,周金毅及王某、彭某、吴某人手一台。

　　对于这种“雅贿”,周金毅拿在手中,爱不释手,既然是徒弟所送,那么就收下吧。有了好相机,就得有好风景,很快,打着摄影的幌子,彭某和吴某又邀请周金毅和王某外出旅游摄影,一路包吃包住。

　　呼伦贝尔草原、大理三塔、丽江玉龙雪山、新疆的大漠戈壁、广西桂林等地,处处留下了周金毅们的身影。而周金毅也乐得给这些“菜鸟”普及摄影知识。2010年的一天,彭某和吴某又购买一台价值13万元的林哈夫相机送给周金毅,周金毅也欣然收下。

　　很快,吴某还因周金毅的妻子姓吴,而与周金毅攀上了亲戚。周金毅家里的事情,大到去北海投资买房,小到老人寿辰、逛商场买东西,吴某总会及时出现。

　　就这样,一个利益同盟诞生了。几年下来,彭某和吴某送给周金毅的物品和现金累计近40万元。另一方面,周金毅的这些徒弟又打着周金毅的旗号,大肆围标串标、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牟取暴利,可惜周金毅还没等到拿分红,就走进了牢房。

　　“疯狂的石头”

　　官员摄影家、官员书画家、官员收藏家……越来越多的贪官头顶“雅号”；玉石、字画、瓷器……贪官受贿物品清单中,珍奇古玩越来越多。优雅式的腐败,让腐败变得更加艺术化。贪官们瞬间变成了“艺术家”,都在“雅腐”上踮起脚尖,跳起了芭蕾舞。

　　提到“雅腐”,就不能不提被“疯狂的石头”绊倒的一名官员—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2015年2月28日,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倪发科有期徒刑17年。

　　倪发科从安徽芜湖开始仕途,1999年调任六安主政一方,历任行署专员、市长、市委书记。2008年,倪发科当选安徽省副省长,直至5年后落马。

　　作为副省长,倪发科还有多个社会兼职,安徽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是其中颇不起眼的一个,却暗示了他的爱好,也是他主要受贿领域。

　　据称,倪发科爱好玉石始于在六安市任领导期间。当时,六安本地发现了一种玉石矿,为培育成产业,市里邀请了多名全国玉石专家前来鉴赏、献策,后发展产业未成,倪发科自己却成了玉石爱好者。

　　据有关部门调查,倪发科“爱玉成痴”,说起玉石“顿感精神、眼睛发光”。平时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到外地出差,再忙也要挤时间到当地的玉器市场看一看,随身携带小手电筒、放大镜,检验自己的赏玉水平,享受当专家和被认同的快感。

　　短短几年间,倪发科俨然成了资深玉石收藏家,藏品之丰富可开办玉石展。但这些玉石的来历,却并不那么“高雅”。

　　办案人员调查,在倪发科的玉石收藏中,有很多来自商人、老板的“雅赠”,如安徽大昌矿业公司老板吉立昌、某房地产公司老板黄某等赠送的玉石,总价值达1200万元。

　　对于玉石的经济价值,倪发科当然心知肚明,品相一般的玉石,根本看不上眼。在他的“明示”与“暗示”下,多名老板四处“淘宝”,以投其所好。

　　为买到倪发科喜欢的和田玉,矿业老板吉立昌多次专程带着玉石专家坐飞机去新疆,买回玉石供倪发科挑选。房地产公司老板黄某得知倪发科“好玉”,精心买了一件玉器送去,不料倪发科“笑纳”之余并不满意,称“这块玉石的白度不够”。为此黄某另到玉石市场“寻宝”,又花了16万元,买了一块“更完美”的和田玉送给倪发科。

　　落马后,倪发科承认,自己爱好玉石,觉得玉石是一种“高雅、文明、保值增值、掩人耳目的权钱交易”载体,满足了“我对它现实价值的贪欲”。

　　“倪发科案典型地代表了腐败形式的新变化。”安徽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介绍,近年来,贪官受贿物品历经了从现金、房产到珍奇古玩的“三变”,玉石、字画、瓷器、古董、邮票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受贿清单中。

　　难填的欲壑

　　“雅贿”的历史由来已久,究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在汉元帝时代,流传着一名宫女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以求美貌的故事,此故事可谓“雅贿”的源头。到了明代,“雅贿”发挥到了极致,因为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交际上官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在现代官场,“雅贿”事实也不胜枚举。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至少有27名落马官员涉嫌收受“雅贿”。

　　浙江省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家中发现大量金玉字画,包括多种玉器、鸡血石,齐白石、范曾、潘天寿、启功等名家字画,堪称一个小型文化博物馆。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武志忠的几处储藏室里,除成捆的现钞、金银条外,各种珍藏字画、手表等琳琅满目,数量高达2000多件。

　　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也是“圈中人”之一。有媒体报道,谭力喜欢古玩、字画,送钱的人知道他办事一般不直接收钱,只接受“雅贿”,便会投其所好。

　　同样爱好字画的,还有江苏省常州市原市委常委孙国建。据媒体报道,孙国建受贿金额共计80万余元,其中,光字画的价值就达52万余元。

　　2003年,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其收受的贿赂物包括字画、玉器等。

　　河北省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被依法没收的财产中,共有名人字画59幅,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件件都是好东西,价格不菲。

　　2001年,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夫妇经济犯罪大案终审宣判,其收受的贿赂物包括金佛、青铜鼎、象牙扇等。

　　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也属于“同道中人”。他嗜古董字画如命,接受了大量的“雅贿”,并按照古董的价值高低回报“雅贿”者不同级别的官职。据办案人员介绍:他们进入“慕府”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从金银饰品、玉器珠宝到名人字画让人目不暇接。10多名工作人员清理了3天才理出头绪。在慕绥新居住的房子里,一次就整理出各类古董字画和工艺品近400件……

　　贪官在赃物的存放上也颇有创意。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用来存放受贿的古董字画。办案人员在他的秘密仓库里搜查出大量古董,有高档青田石雕、古瓷、古玉、名画等,他也因此被戏称为“藏宝局长”。

　　还有一些“雅贿”比较小众。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原地委书记莫军,他的爱好是收藏奇石。于是,一些想托他办事的人,便会为他看中的奇石买单。

　　“珍奇古玩不像现金那么‘烫手’,也不像房产、汽车那么‘惹眼’,且真伪难分辨、价值有弹性,变现手段隐蔽多样,使得这些文化雅好日益成为贪腐的光鲜外套。”有反腐专家称。

　　梳理媒体报道可以发现,“雅贿”多数为送名人字画及摄影、古玩及高档工艺品,包括玉器。另外,还有着“送”艺术家虚名、协会虚职或让官员在艺术作品中挂名、题字,借机行贿。更有甚者,一些爱好文艺的官员通过各类官方和民间的协会搭台,形成一个“沙龙”或“雅圈”,结伴采风、办会出展。然而,这个圈子却暗藏腐败。

　　“文化圈内个别官职已经与经济利益挂钩,有的人拼命钻营就为了在协会当个主席、秘书长、理事之类的,拿身份去卖自己的艺术品。按官职大小给艺术价值排序,主席的字就比副主席的好,副主席的字比秘书长的好。这种行为对艺术本身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青年书法家朱友舟说。

　　有分析人士认为,玉石、字画本是高雅、文明、有品位的代名词。作为艺术珍品,它有观赏、玩赏、欣赏的价值,用来作为贿赂,送者多了几分坦然,收者则心安理得,受之泰然,双方皆大欢喜。同时,它还有安全、隐蔽、遮掩的功能,肮脏的行贿受贿,变成相互欣赏、赠送,安全可靠,不易察觉。更关键的是玉石、字画等“雅贿”珍品收藏、出卖升值空间巨大,即使放在那儿不管不问,也能自动增值,自然成为行贿受贿绝佳礼品。

　　然而,就像孔乙己的“窃书不算偷”被嘲笑为狡辩一样,“雅贿”照样是贿赂。所谓贿赂,就是用财富去换取公权力,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其性质绝不会因贿赂的物品不同而有区别。“不怕什么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这句话可谓道出了贿的“真经”,始终值得党员干部警醒。

　　摄影无罪,玉石也无罪,罪在“欲壑难填”。用秦玉海自己的话说,这是“思想有问题才犯了罪”。“不能像我这样,把所有的心思、所有的追求都放到雅好上去了,更不能将爱好附上铜臭气息,否则雅好终将异化为‘雅腐’。”在接受调查时,秦玉海后悔不迭,称自己错就错在让爱好越了界,从而扭曲了自己的价值追求,进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倪发科也在忏悔书中写道,“多年来,我没有学会抽烟、喝酒、打牌、玩麻将,但我偏偏痴迷上了玉石玉器,让所谓的玉文化交流这种糖衣的雅贿迷住了双眼,让疯狂的石头把我绊倒,摔下万丈的深渊,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人生不求飞得多高多远,但愿平安着陆就好,既要有作为又不要乱作为,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戒,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

　　对于秦玉海、倪发科等人来说,醒悟来得太迟了。但是,如何严防爱好越界成“雅腐”,他的惨痛教训却足以给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以深刻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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