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21日讯 今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度成本要引起高度注意。他指出,要通过改革系统的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包括改革不同群体间的权利关系等。点击进入专题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于2015年3月21日—3月2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网全程直播报道。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言。中国经济网 华青剑摄
嘉宾发言文字实录
谢谢各位,所以我想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第一不缺动力,第二也不缺机会。是不是有动力,有机会就会顺利增长呢?要解决一系列这个比较关键的东西,其中一个我想在这里跟各位讨论,就是说要通过改革,系统的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那么什么是制度成本?我举一个去年外贸的数据来说,去年中国的进出口增加了2.5%,年初的预定的计划应该是7.5%,用美元计算会高一点,大概是3.4%大概,为什么这个进出口没有如愿呢?海关总署在春节的时候有一个报告,他讲中国的成本优势丢得很快。什么是中国的成本优势?你可以说劳动力太贵了,我们去看劳动力,确实这些年在中国的,特别是制造业方面劳动力成本增长很快。
但是劳动力成本当中有一块是社会保障的提取,通常占我们工资总额的40%,发达国家,同样这个数据要低得多,有15%的,17%的,20%的。而这一块40%的东西,不是市场决定的,不能根据经济形势的好坏变动,是法定的,带有强制性,这块东西就是我讲的制度成本。
就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套游戏规则形成了这么一个,在这么一个发展阶段比较高的带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呢?这个税提取了以后怎么用的呢?这个是不是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对劳动者未来的需要的时候,确实能够返还回来呢?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当中很关键的东西。你说劳动力成本高,是不是因为我们潜在劳动力没有了,你看我们的农业,农业的产出占GDP的10%,可是农业的劳动力怎么都是占百分之三四十,所以说中国农村人口收入虽然增长快,但是和城市比三分之一而已,这个层面光靠财政部补贴补不上去,农产品补贴补不平。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农村的经营结构,但是这个方面的进展很慢,土地制度,经营主体的改变,里面有大量的顾虑,过去的东西缠住我们的手脚,再看我们的土地成本,这是整个经济建设投资当中一个很大的成本的约束项。我们的成本当中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地就那么贵呢?你看看数据,我请教过一些在世界各地做房地产投资的人,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建筑,土地成本70%以上,全国平均大概是50%左右,去发达国家来看,像澳大利亚有中国的厂商去投资,土地成本占建筑的比例13%。现在很多中国公司跑到纽约去投资,觉得挺开心,为什么?他的土地成本没有那么高。
那么你说我们这个土地的占比那么高,他会影响各行各业。当然了这是一个香港模式的大陆翻版可是香港的其他税很低,都转成了土地的政府收入,我们双管齐下,土地也贵,税也不便宜,你各行各业要增长就遇到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讲下去会非常之多,中国没有机会吗?有很多机会,大城市,大车,多少人口为出行问题焦虑,这是中国成本上升的压力。你说民间进步很快,利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嘀嘀打车等等发展很快,可是要合法化难度很高,不能容纳到这个体制里面来。
限于时间我不展开讲下去了,我要讲的是抽象出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度成本要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通过市场供求解决的,只有通过改革把它解决,我们要注意我们早年是所有要素成本很低,但是在改革前,我们的体制运行成本很高。改革以后就把制度运行的成本降下来了,所以取得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成就。
现在的局面很不同了,我们的要素价格偏高,我们后边的体制的运行的成本,国民经济顶得很弱,两边都高。所以说如果没有系统的改革把这个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升,逐步升也很舒服,然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长期增长的活力就会损失。这一点希望引起我们整个决策界,包括我们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大家的注意。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