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昨日（2月25日）公布的2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为50.1，这是该指数4个月来首次扩张，颇为出乎市场预期。
与汇丰PMI指数不同的是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以下简称BCI）”，与今年1月的54.9相比，BCI指数在2月降至53.2。该指数是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连续针对在校学员和校友企业进行经营状况调查后发布的，可以反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宏观经济和公司经营的月度预期。
在过去的13个月中，BCI虽有起伏，但在趋势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下滑，2013年12月的BCI为69.6，但最新的为53.2。目前BCI还处于50以上，但与50较为接近。BCI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整体趋缓，这和政府的数据相符，也与市场的感受一致。
2014年中国经济7.4%的增速，在全球中仍是一枝独秀，但被普遍看作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明确信号。
日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他看来，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低垂的果子已经吃完，下一步需要从效率着手，依靠提升效率去促进经济增长。
不能为未来危机埋种子
NBD：中国经济最近今年一直处于下台阶状态，并且短期经济数据也并未显示出乐观景象。
李伟：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放缓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假如是周期性的，那么7.4%的增速不用过分担心，因为这种经济增速下滑往往是暂时的。比如1989年和1990年，中国GDP同比增速仅为4.1%和3.8%；此后，中国经济再次腾飞，1991年和1992年的数据为9.2%和14.2%。
假如是结构性的，那么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下滑，而且这将是不可逆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指的是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
假如实际经济增速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造成通胀、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假如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会推高失业率、打击市场信心、将经济体拖入通缩。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当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或生产率发生改变时，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发生改变。
NBD：您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怎样的走势？
李伟：目前关于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各方有争论，但肯定存在下滑过程。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和TFP（全要素生产率）走软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型。
比如在改革开放早期，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投入市场，形成了“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计划生育、城镇化、教育程度和抚养成本的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大幅下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随之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的供大于求转为了结构性的供不应求。这样一来，企业在招工和用工上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而这也是企业用工前瞻成本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NBD：中国实体经济运行中已经开始出现通缩苗头，加大政策调控力度的声音也开始泛起，您怎么看？
李伟：无论是我们的指数，还是官方的指数，都表明目前的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通缩风险，尤其是在工业领域。如果通缩的态势得以持续，金融机构将更加惜贷，债务问题将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这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几年必须应对的系统性风险。
有些企业家从多年的经验中领悟到，宏观经济形势越差，政府推出宏观刺激政策的概率就越大，力度也会越大。在宏观形势不太好的时候，小心谨慎地控制规模、准备过冬的企业，常常会在政府大幅推出强有力的刺激政策时措手不及，而坚信政府会及时救市的企业反而成了最大受益者。
这个预期一旦成了市场的一致性预期，将引导大部分企业有恃无恐地增加风险投资，拉大财务杠杆，为将来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08年的万科公司收缩了战线准备过冬，而保利和绿地等公司则大举扩张，最后在“四万亿”的刺激下，万科成了输家。
不必被动接受经济增速下滑
NBD：如何应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李伟：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下滑，企业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中国经济下一步着力的重点将是提高TFP，也就是说要在降低投资率的基础上获得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是结构性的，即使有较为充分的改革措施，也只能延缓其下降的速度，而不能阻止这一大趋势。因此，今后中国需要杜绝那种每逢经济增速下滑就大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
从这点上说，今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观点非常正确，“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
NBD：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不要采用经济刺激政策，我们只能是经济增长的被动接受者吗？
李伟：当然不是。无论是从历史经验出发，还是观察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都可以看到，提高TFP是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最好办法，而且提高TFP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健康的、可持续的，是“好”的经济增长。
提高TFP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有较大的生产率差异，因此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可以显著地提升经济效率，这也是过去多年中国提升TFP的重要因素。
其次，非农各产业之间存在生产率的差异，因此将资本、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从效率低的行业转向效率高的行业，可以改善资源配置，获得生产效率的提升；最后，行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也有生产率的差异，允许效率高的企业去扩张和发展，淘汰那些效率低的企业，可以提升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
NBD：中国目前可以着手的措施有哪些？
李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高TFP需要破除种种妨碍资源正常流动的壁垒。例如，户籍制度分割了劳动力市场，提高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成本，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一大批劳动力无法及时有效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业。
又如国企与民企，从总体来说，国企的效率不如民企，但国企拥有体制上的优势，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使得宝贵的社会资源无法向效率更高的民企流动。
对决策者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不慌张，不在压力下匆忙走上加大投资提振经济增速的老路；其次是接受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现实，不再将GDP增速作为目标，而应该将提高TFP作为抓手，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
总而言之，只有抓住通过改革释放红利这一方法，并持之以恒地贯彻，中国才能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才能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
也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摆脱对短期GDP增长的焦虑，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现代化与发展的问题，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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