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继续呈现跨境资金有进有出、双向振荡的格局。在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的背景下，跨境资金波动可能会更加常态化
随着汇率市场化等改革的深入推进，跨境资金流动的规模更大，类型更为丰富，需要建立更为及时、完善、有效的监测与预警体系，并做好“压力测试”，准备好应急预案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加大，引发了市场对于资本外逃的担忧。国家外汇管理局2月15日发布的《2014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显示，去年以来，跨境资金流出压力虽有所上升，但这只是预期中有序、适度的调整，资本流出的主要原因也并非外资撤离，今后，跨境资金波动可能会更加常态化。
“藏汇于民”是主因
《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幅度和持续时间超过2012年，且后3个季度都表现为净流出。跨境资本流动重现“钟摆式”的双向波动。
“资本流出扩大不应简单理解为外资撤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资本流出更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相关。
从市场主体行为看，目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出现分化，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个人和企业更倾向于持有外汇，而不急于换成人民币。外汇资产由央行集中持有转向市场主体分散持有，企业结汇意愿减弱、购汇动机增强，前期的“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操作逐步转向“资产外币化、负债去杠杆化”。《监测报告》也指出，从国际收支角度讲，“藏汇于民”而非外资撤离，是资本流出扩大、外汇储备少增的主要原因。
在此背景下，我国国际收支从此前的“双顺差”转为“一顺一逆”。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213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960亿美元。这是自1999年以来第二次出现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上一次是在2012年，逆差318亿美元。
此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美元升值预期上升，资本回流意愿增强，这些情况对很多新兴国家造成了压力，也影响了我国，“贸易顺差、资本流出”的格局必然会更加常态化。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此前表示，这符合宏观调控和改革的方向。
对实体经济影响积极
这份《监测报告》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继续呈现跨境资金有进有出、双向振荡的格局。汇率波动加大、跨境资本流出压力上升看似坏事，实则对我国经济金融有着积极的影响。
跨境资金有进有出、国际收支格局的变化，也使得我国货币政策更具主动性。过去的“双顺差”格局，使得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央行必须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从市场回收外汇占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货币政策走向必须围绕外汇占款的增减决定，导致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难以为国内经济目标服务。而在当前，国际收支格局改变，外汇占款趋势性减少，使得货币政策有效性大幅增强，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打开了空间。
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表示，在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出现了960亿美元的逆差，按照近期汇率折算，也就是产生了大约5000多亿元人民币资金的结构性流动性缺口。因此，需要通过降准予以弥补。
此前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等政策，中国也深受其影响，大量热钱流入。目前，美国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使得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增加，这是对前期大规模流入的纠正，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
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也促使企业更加全面、审慎地关注和管理汇率风险，使其更加重视风险管理，减少货币错配。“此外，这对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有积极的意义。”丁志杰认为，资本项目逆差、外汇占款走低，使得我国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通过降准等方式补充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练好内功应对新常态
从长期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仍将面临很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在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的背景下，跨境资金波动可能会更加常态化。管涛认为，要增加容忍度，对于资本流入流出做好心理和措施上的准备。
那么，如何保持跨境资金流动基本稳定？首先，要练好内功。《监测报告》指出，只要国内经济不出大问题，跨境资金流动就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此外，还需要保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作为应对内外冲击的应急手段，汇率可以在短期内保持相对固定，但绝不能长期不变，否则可能背离经济基本面，导致失衡和扭曲不断积累。
关于应对措施，丁志杰认为，对跨境资金的流动应该加强监测。随着汇率市场化等改革的深入推进，跨境资金流动的规模更大，类型更为丰富，需要建立更为及时、完善、有效的监测与预警体系，并做好“压力测试”，准备好应急预案。
从中长期看，应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包括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增强其“抵抗力”，使其能够抵御外汇市场的风险。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分工、合理利用外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优势产业，实现经济结构平稳转型，并抵御外部风险。（经济日报记者 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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