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新兴市场依然是全球经济配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布其最新的 《世界经济展望》。一个突出的新发现浮出水面：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七个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大于由老牌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

　　所谓新G7不过是IMF假想的经济联合体，包括了四个“金砖国家”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三个所谓薄荷（MINT）经济体：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按照IMF的测算，新G7的经济实力若以PPP计算，其GDP总和达到了37.8万亿美元。而真正的G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同样指标下的GDP总值只有34.5万亿美元。

　　就GDP总值而言，新G7超越真G7达3.3万亿美元，在IMF看来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但其他人会视为天方夜谭。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影响力、社会文明程度还是民众生活水平，即在软硬实力各方面新G7都无法和真G7相比。这是全球普遍的常识性判断。

　　以中美两国为例，今年春天时，IMF曾经预估中国GDP按PPP统计将在年内超过美国。国庆节甫过，IMF就得出正式结论，2014年美国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则是17.6万亿美元。春天时，几乎所有的中国舆论都对IMF的结论不以为然；现在，IMF的说法根本就得不到中国舆论的响应。

　　中国有自知之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对GDP增速充满自豪和兴奋。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舆论场开始反思GDP的两位数增长。高企的国富增长，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大国，但以13亿人作分母，平均下来的国富在全球还是属于中低水平。现在，官方已经调整政绩考核指标，不再过度强调GDP增长，中国经济常态的增幅区间是7.5%左右。

　　而且，国富和民富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高速发展期的副产品：竭泽而渔的失衡发展、权力主导下的烧钱政绩、权力寻租的资源侵蚀、两极分化的财产分配不均、税负高企的民生困顿等，庞大的国富并未惠及基础民生。普通中国人对国富高企的增量反而触发出强烈的挫折感。

　　现实是，传统的G7中，美国已经走出危机的泥潭，实现了可预期的经济复苏。美联储已经在考虑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即量化宽松即将成为过去完成时，加息已经是箭在弦上。独立于欧元区的英国亦在尝试货币政策常态化。日本经济虽然前景不明，但“安倍经济学”的实效还是明显的。G7中只有意大利情况稍差，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而且背靠欧元区这棵大树，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比单个国家要强。

　　再看所谓新G7，除了中国进入了改革调整期的经济新常态。其他国家各有各的问题——印度经济已经发展迟滞多年，莫迪效应还要时间去检验；俄罗斯受困于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被美欧持续加码的经济制裁压得喘不过气来，依赖能源经济的北极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考验；巴西经济遭遇结构性困境，今明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计为0.4%和1.5%。本月大选，罗塞夫将遭遇严峻挑战。至于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三个薄荷经济体，也存在着新兴市场的通病：资金外流、通货膨胀和增长迟缓。

　　经过经济危机的考验，新兴市场的抗风险能力不是加大而是疲弱了。这就导致了一种诡异的现象，美国抗危机，美元量化宽松，新兴市场跟着倒霉；美国去量化宽松，加息正常化，新兴市场又一片紊乱。由是可见，新兴市场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配角，而且经不起发达经济体的沉浮。近日发布的 《日内瓦全球经济报告》，甚至认为新一轮的全球危机可能从新兴市场爆发。

　　何况，新G7根本就是假想出来的虚拟体，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成长为G7那样的强势政治经济实体。即便是机制初成的 “金砖国家”，也只是在金融合作上有了初步成果，在博弈全球经济秩序的合作中才刚刚起步。现阶段甚至未来一段时间，很难发出 “同一个声音”。G7不仅是经济协调的富国俱乐部，而且在地缘政治上也能做到协调立场。

　　虚妄的新G7和真G7放在一起就是笑话。至于PPP指标下的GDP超越，只能隐喻着象征性的符号——新兴市场的经济潜力不容小觑。即便如此，PPP指标统计的不确切性和动态复杂性，也让这种虚拟的象征符号变得飘忽游移。（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