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之际,一些西方舆论以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数据对中国施压,试图迫使中国在减排方面承担“超责任与义务”。
一个名为“全球碳计划”的气候变化研究组织本周散布数据称,2013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与欧盟之和,而人均碳排放量也首次超越欧盟。
姑且不论上述数据是否准确,但是这个西方研究机构看待气候变化问题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刻意渲染中国的两个碳排放量数据如何高企,而故意忽视西方国家人均“碳消费量”数据远高于中国的客观事实,着实令人对其专业性大跌眼镜。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所称的:“欧盟碳排放数据下降的背后,还掩盖着一个事实:欧盟消费的产品中有很多是在中国等国家生产的。”这就是所谓“转移排放”的一种形式。
看一看进出口贸易的数量和结构,瞧一瞧社会消费的数量和结构,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所制造的产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供给全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消费的,这些产品的消费不计算碳排放,却仅把其生产环节的碳排放算到中国头上,显然有失公平。
熟悉气候变化问题的暨南大学教授孙东川认为“碳消费”这个概念更为客观、公正、科学。他说,消费者消费的每一件物品,都是社会生产制造出来的,生产这件物品产生多少碳排放,就应作为消费者的碳消费。
在当今的碳排放计数体系中,欧美发达国家不仅可以通过碳交易转移排放量,还通过高消费水平的生活方式享受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生产的产品,却不承担这些产品制造生产时产生的碳排放量。
就拿目前发售3天销量已逾1000万部的苹果最新手机举例,尽管中国大陆地区无缘首发,但生产制造环节中的最大部分都在大陆地区。使用这种手机的海外消费者及其母国无需承担任何碳排放量,而中国却要为这些碳排放买单。
这显然无法客观准确地反映全球碳排放的分布图系。
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人均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的现状,倘若每个中国人都模仿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地球当然无法承受,中国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中国人也有追求更高一些生活水平的权利,西方指责中国碳排放量,是无视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举动;西方要求中国无差别承担减排责任,是抑制中国发展的不公平行为。
孙东川表示,不应以谁生产产品就让谁承担相应碳排放,而是谁消费产品就该谁承担相应碳排放。如此用碳消费量计算,则欧美无论是碳消费总量,还是人均碳消费量,都将远高于中国。
孙东川建议建立个人和国家的“碳消费账户”,所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都计算碳消费,使其在数量上等于生产该物品产生的碳排放,将之计入该国或个人的碳消费账户,而不应将之列入生产者的账户。
事实上,在强调公平原则同时,中国始终致力于兑现减排承诺和目标。中国政府19日表示,中国将确保实现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截至2013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已下降28.56%,相当于减少了2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节能减排、产业转型升级本就是中国经济调结构、转方式的要求,只是中国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需要有一定时间的发酵期和生效期。随着政策的落实到位,其正面效应必将显现,在碳排放控制方面终将出现正向变化。
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累积的碳排放造成了气候变化问题,如今却又将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搬到发展中国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国家不应一边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生产制造的物美价廉的产品,一边无理要求这些国家放缓发展脚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对于这一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早已洞悉。他去年年底就强调:“气候变化这一现象是由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造成的。只有让发达国家承担大多数责任才是公平的、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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