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科：破解融资贵核心在配套改革

　　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房地产价格高处不胜寒、地方债务秋风瑟瑟、实体经济结构转型之际，高昂的融资成本成了阻碍经济发展和流动性有效配置的拦路虎。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采取定向降准等方式来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7月份的信贷数据和社会融资规模不增反而大幅下降，银行放款的意愿并不强烈。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印发《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十条”）来督促和明确各个主管部门的责任，旨在落实和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国十条”的内容针对性很强，而且每条都提出具体要求，如果能够逐一落实，企业融资成本高和融资贵的问题会有所缓解，但未必能治本，要想治本就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推动中国金融体制全面深化改革。

　　其实，“国十条”也已明确指出：要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此举核心在配套改革，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下，各主管部门没有形成有效联动和合作。金融理财产品往往都是跨行业设计、层层加码、相互抬价，经常以创新之名绕开单一部门监管，从而风险和成本进一步抬高，导致实体经济拿到手的钱被层层加码，企业融资成本自然高企。要根治这种矛盾，压缩资金链条，就必须要加快监管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协调和混业监管的框架迫在眉睫。

　　其次，应尽快推动金融改革，规范同业拆借市场，信托、银行理财和委托贷款等行为，缩短资金链条，降低固定收益率，减少资金在金融机构空转，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只有基准下降之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才有可能下降。

　　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高企的原因主要来自利率管制和资金错配。如果存贷差长期存在，大企业与小企业贷款在缺乏风险定价的情况下，银行自然选择大企业。虽然国务院三令五申、央行一再定向降准，但商业银行并不积极，银行在“三性原则”面前自然会设置障碍刁难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这种歧视性和挤出效应自然会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吊诡的是，商业银行等却在高利息诱惑下想方设法给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两高一限”提供资金，除了信贷，还通过资金池、理财产品、同业借贷等方式筹集资金来帮助这些很有可能还不上钱的企业“借新还旧”。

　　第三，应进一步规范和抑制金融同业拆借市场过度扩张，让同业拆借回归头寸调剂的本源，而非以此层层加码各类固定收益类产品。如果压缩了同业拆借的规模，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再搞资金空转的借贷游戏和规范经营，同业拆借、固定收益类产品利率自然下降，全社会融资成本才会出现下降。

　　第四，应该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引入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层次，改变目前金融行业的盈利发展模式，实现先普后惠，侧向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第五，应该提高社会诚信和违约成本，同时要扩大和完善信用担保机制。除了要扩大小微企业担保业务规模，这次“国十条”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提法就是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保险产品，采取“保险+信贷”的方式来打消商业银行的风险顾虑，这样的制度安排会促使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进而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第六，应该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这条路是缓解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途径，银行的基因注定不可能为这些不确定的小企业去冒险，没有进入成熟期的企业必须要依靠VC、PE，让风险与收益对称起来，创新型企业、小微企业融资来源多样化之后，融资成本自然会下降。（作者苏培科，为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