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今年经济增长7.5% 创新驱动更要靠民企

　　中国经济网北京4月15日讯（记者 郑常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0周年院庆特别活动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于4月13日举办，由清华EMBA教育中心承办。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新阶段”分论坛发言表示，国有经济难以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政府不能再管的太细。

　　田国强：我们不是算命先生。对今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的问题，我觉得影响因素太多，许多因素，如世界经济波动和国家政策的制度都是我们经济学家无法控制的。比较恰当的问题是，能否将这个问题反着问一下，如果我们要一个比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怎么做到？从短期来说，我可以给一个答案。我们高等研究院有一个宏观预测中心，其中两位专家是查涛教授和黄晓东教授，是我们的国家千人学者和特聘教授，在美联储工作或工作过。根据我们对2014年的预测，经济增长大概是7.5%。但长期来看，能不能达到较高速度的增长，我认为，首先最关键的问题是看我们能不能够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成功转型，如果这个转型不能完成，在中国要素红利会持续下降的条件下，就很难说了。当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决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点非常好。

　　此外，很多人认为国有经济要发挥主导作用。这点我有不同看法，从历史上也看不出来。因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创新驱动，更加要靠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已经实行了三次，都是失败的，无论是洋务运动，战时统制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所以，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关键就是能不能让改革深化下去。我最近有一本书即将出版，书名是《中国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出去——振兴中华变革论》，我在书中从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和深化改革等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前因后果及其下一步改革如何走的问题。书中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比较完整的回答。

　　调结构、稳增长，我听了十五六年了，每年都在谈，为什么搞不成呢？有很多的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管得太细。根本上讲，前面说了，关键是政府应该怎么让经济发展做到从要素驱动转到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效率驱动要建立现代市场制度，要建立市场制度必须要有一个有限的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有有效的政府。现在怎么解决政府管得太细的问题，一定要理清政府的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创新驱动这是最根本的，创新驱动靠国有企业我觉得是完全不行的，怎么能够让中国真正保持一个比较长远的高速增长，最后变成一个创新型的社会，我觉得一方面让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大学应该相对独立，自由办学及包容开放的基本办学精神，而不是千篇一律，不要变成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其他都是分校，那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呢？

　　任何一个社会，各个行业，都需要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需要企业家革命性、颠覆性、毁灭性的创新，靠谁？民营企业由于逐利的驱动力才有最大的创新动力。我是做理论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非常强调内在逻辑的分析。要成为创新型社会，我们就必须解决政府的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定位其实就是四个字“维护、服务”，维护市场制度良好运行，建立法治社会，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服务环境的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才是政府要去做的，不能只是调控某一个具体的行业。所以归根到底，在于国家现代治理制度的改革深化，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解决改革、发展、稳定和创新的互动关系，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情况下，以改革谋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在稳定中促发展，从而在发展中促创新。

　　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关键还是看能不能够继续按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方式去做。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你想想中国人基本上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现在的中国不管有多少问题，他都充满着活力！就像一个大工地，每个人都在想怎么发家致富。而在美国，现在美国多数人都过于安逸，五点钟下班以后就是享受生活。所以能不能够有竞争力，关键是能不能继续按照邓小平指出的改革开放的路继续走下去，真正让非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建立现代市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