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２日电 一场持续一周、波及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大雾霾刚被风吹散了一天，北京又现灰色。天上的雾霾容易吹散，人们心头忧虑的雾霾如何去除？
陆续抵京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不少人带来了有关大气污染的议案、提案。他们在思考：在那扑朔迷离背后，还有哪些未被揭示的真相？怎样才能打掉阻碍治污的各种“拦路虎”？
监测数据造假花样知多少？
目前，盘点全国２９个省份已发布的２０１４年政府工作报告，“雾霾”成为仅次于“改革”的第二大热词。如何缓解“十面霾伏”，保障呼吸安全已是民生最大期待。
雾霾治理中，大气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之一。一些地方不断曝出监测数据在改善，但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据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调查，通过干扰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进行数据造假的方式主要有两类－－
一是修改参数，不达标的变达标。实际监测的排放浓度是１０００毫克每立方米，在软件计算时加了个０．１的系数，结果就成了１００毫克每立方米。
二是破坏采样系统。在设备采样管上私接稀释装置，甚至直接拔掉采样探头、断开采样系统，致使监测设备采集不到排放的真实样品。
有些造假手法令人啼笑皆非。“有些排污企业上传给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是‘垃圾数’。”北京一位环境监测设备生产商说，“监测设备电源都关了，但数据居然还在上传！”
一位人大代表告诉记者，北方某市多次上榜“全国大气污染最重城市”，市领导急了，下令严查。可是环保局长很“委屈”地说：咱们的监测探头都设在森林公园里了，怎么污染还这么大呢？
如何斩断阻碍治霾利益链？
最近的雾霾期间，环保部１２个督查组赴京津冀等地督查发现，“顶风排污”现象仍然存在。
２月２１日，环保部有关负责人通报了天津陈塘热电有限公司大面积建筑垃圾裸露、未采取防尘措施问题。而通报三天后，这家公司厂房和南侧道路边，上万平方米区域内的建筑垃圾仍“素面朝天”。
２４日，记者在天津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见到，大型货车正在厂区后面露天倾倒渣石，腾起十多米高的烟尘。
去年以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力度空前的雾霾防治政策措施，立“军令状”，大笔拨款。然而，在贯彻执行中，一些地方说得多、做得少，雷声大、雨点小。
长期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说，有的说是要向高污染、高能耗的“吃饭产业”开刀，但大量被压被砍的都是“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坊，很少有“老虎”级的大企业、上市公司，真正的排污大户关停并转遥遥无期。
钢铁是河北省支柱产业之一，曾三番五次被国家要求压产减排。压减多年，这个省高炉总量仍比美国高出６倍，废气排放量高于欧盟总和。
为什么一些地方治霾不愿动真格？孙太利委员认为，“唯ＧＤＰ论”政绩观是一个障碍，但并非唯一障碍。
２０１３年，北方某省公安部门发现了企业排污线索，采取行动时却发现，企业早停止了排放，让赶到现场的民警扑了个空。
“有没有保护伞的问题？”孙太利委员说，治理雾霾也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挖出监管不力背后可能隐藏的腐败，有无官员从中捞取过好处？
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说，千丝万缕的利益链，让一些地方治理雾霾时投鼠忌器。应当将“空气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约束性要求，建立起刚性约束机制。
怎样让排污者“不敢、不能”？
３月１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重污染日企业拒不停产或限产最高可处５０万元罚款；车辆排放超标，处罚最高提至３０００元。
新的法规带来新的期待。然而，大气污染防治法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已１４年未修订过，与当前污染状况对比，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
孙菁代表认为，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一个突出局限性是处罚力度不够，导致排污企业违法成本太低。对查实的数据造假企业，行政处罚额度最高是废气数据造假罚款５万元，这甚至比不上企业一天的治污费用。
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建议，处罚要出重拳，让情节严重的排污企业“倾家荡产”。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看来，立法的空白点之一是，治理区域性大气问题的法规比较少。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区域合作治理雾霾的尝试，但“合作”常常局限于“转移”－－把污染丢给邻居，把利益留给自己。结果整个区域的大气污染并未减少，自身又反受其害。
让排污者“不敢为、不能为”，还要引入公众监督。长期以来，公众被挡在大气监测的技术壁垒之外。但邓中翰代表认为，把监测数据特别是污染源的排放数据放到网上，让社会实时知晓。
宋心仿代表认为，防治雾霾需要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雾霾之下无人可以置身事外。发生在你身边的不文明行为，如果你不站出来监督，就是任由自己的权益被侵害。”（记者李柯勇、罗博、刘元旭、张舵、朱峰、娄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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