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
2012年以来，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集聚期，同时体现在“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尽管三季度GDP回升至7.8%，但未来复苏依然遇 “天花板”。
2013与2012年经济趋势特征较为相似。2013年与2012年经济运行均是在经历了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稳增长”并企稳回升。具体而言，2012年经济低谷是在第三季度，此后在四季度随政策刺激逐步显效，GDP反弹至7.8%。2013年则是经历了上半年经济逐季走弱，6月份“钱荒”，以及确定经济增速“合理区间”，防止划出“下限”之后，国家随即推出一系列“微刺激”的政策组合稳定市场预期，三季度各项数据回暖显示“稳增长”政策显效。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宏观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内在增长动力不足，环比增长动能减弱，经济偏向减速,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制约着经济回升的高度。
经济回升驱动力主要是政府投资驱动为主。未来从政策的增量空间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加码、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加上财政支出的刚性需求，导致了财政收支压力逐步加大，这意味着高速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可持续，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
产能周期制约着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需求缓慢增长也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资本密集型部门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而且越是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都是比较严重的。
国际经贸金融新格局给中国增长前景带来压力。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经济复苏或滞后于发达经济体系复苏。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能普遍增强，对中国形成新挑战。
一是由于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启动,主要发达经济体率先启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私人、公共部门 “去杠杆化”和制造业“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效果初显。美国制造业出现加速回流迹象，欧洲、日本出口竞争力明显回升。
二是新国际贸易体系不利中国出口。美欧主导下的TPP、TTIP和PSA将重构全球贸易规则。新国际贸易体系有三大特点，一是零关税；二是就业和绿色环保的谈判准入条件；三是区域而非全球性，这些方面中国并不占优势。新的贸易隐性壁垒和后发劣势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
三是发达经济延续低利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超额流动性前所未有，自2012年5月以来，全球M2货币供应量迄今为止已经增加3万亿美元左右，增长了4.6%，而随着美联储可能在明年启动美国QE退出方案，这在一定程序上会大幅提升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国家的长期收益率水平，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将加大中国经济复苏进程、货币政策操作及结构转型压力。因此，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可能依然是带有“天花板”的复苏。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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