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盟，关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官员和学者很多。他们了解三中全会的渠道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途径还是通过英语媒体。因为，英语媒体的内容及时丰富，分析深入全面。比如说，《经济学家》杂志、《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路透社播报的即时新闻，等等。
可以说，这些英语媒体提供的信息和新闻构成了欧盟官员和学者了解三中全会的“主渠道”。这些媒体对11月9日至12日正在北京召开的三中全会进行了密切关注和及时报道，可谓“事无巨细、用心良苦”。
路透社：随时更新三中全会细节及分析
在三中全会召开前，路透社尽可能地不断更新相关会议细节，读者可以感到其细致入微的报道风格。比如，该通讯社11月7日更新的下列信息便十分有趣：
◎即将召开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往，三中全会往往具有中国实现经济变革重大转折意义。
◎为防走漏消息，与会者一般在会议期间不能离开开会的地方。会议消息一般在会议结束后才会公开。外国媒体和多数中国媒体都不允许进入。
◎在会议结束当天，新华社会发一篇很长的新闻稿，介绍会议成果。
◎过去全会都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安保严密。此次三中全会举行地点尚未公布。
◎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三中全会的焦点是经济改革，可能也会提及腐败、环境、计划生育等社会和政治议题，但几乎可以肯定不会讨论西方式政治改革。
◎因议程不同，各次会议的基调也可能大不相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11月4日，路透社还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释放的信息十分明确，即中国经济需向更平衡、可持续增长的模式转型。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再次倡导和谐发展，其实际行动将最终验证改革的胃口。
以往，三中全会一直是中国重大经济改革的跳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都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三中全会已成为“改革”的代名词，是观察中国“后30年”变革的历史线索。
此次三中全会将为“中国此次改革会动真格的吗”这个疑问提供一些早期线索。有观察人士认为，会议声明的基调和详略安排能透露出政策的侧重点：金融、财政、土地和行政改革、资源价格、社保改革等。这次会议将是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全面阐释执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线图的重要时点。
BBC：对三中全会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
11月4日BBC发文分析，此次三中全会的意义堪比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1978年三中全会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道路。
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成为另一个1978年会议，或者至少会成为1993年的三中全会？后两次会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彻底的大修补政策。
现在，外界高度期望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能再次开启如1993年的改革道路。中国1993年的改革，废除了相当多的国有部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由1000多万家减少到不足30万家。
这次三中全会作出的决策，将会涉及开放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和国企改革等。此外，还包括八大关键领域改革——减少行政审批、土地改革、财政改革、国企改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加快竞争、开放服务业以及开放银行业和其中涉及到的利率与汇率市场化。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更加持续稳定的增长是必须的。首先，增加竞争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这必须要进行国企改革。在中国国企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如银行业与通信领域。第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扶持贫困者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利于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结构。这也是中国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通过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促进金融改革。金融改革虽涉及到利率与汇率自由化，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更多的国外短期资本流入，但这些并不是优先改革的对象。因此，金融改革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极有可能更加开放金融市场，但现在究竟能开放到何种程度，仍有待见证。
除此之外，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如债务、腐败以及司法改革。中国的改革需要涉及到诸多领域。不过，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改革定会受到世界的密切关注，因为这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
《金融时报》：既要挑战既得利益又要面对老龄化问题
《金融时报》11月8日发表社论说，习近平等“七常委”作为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人民大会堂，距今已近一年。人们对于他上任后能否发起新一轮政治经济改革有很多期待。
大家都明白，中国必须从依赖投资向拉动内需转变，实现经济再平衡。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人民币的确在升值，甚至已经让一些出口商叫疼。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推行的庞大刺激计划让早已臃肿的国企再度“充血”，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有增无减。
投资在增多，经济产出却越来越少。这种形式无法长期维持，它会导致不良贷款升高。钢铁等行业长期的产能过剩正在扼杀盈利能力，并很可能导致通缩。中国亟须创新能力，而国企在这方面不大可能有突破。
要施行必要的改革，就要挑战既得利益。最好的选择是，部分国企应该私有化。至少，这些国企应当被迫提高效率，参与竞争。此外，还需要实施相关的银行业改革。中国政府采用了典型的“追赶模式”：人为压低储蓄利率，以便国有银行能够向其青睐的行业提供廉价融资。
尽管改革充满风险，应该谨慎展开，但中国该放弃压低利率的做法了。如果储蓄利率上升，消费者会感到更加富有；银行向国企放贷的时候，也会对安全更有信心。银行还更有可能向小型私营企业放贷，因为后者是创新力的源泉。
这只是开始而已。户籍制度改革讨论已久，它必须让农民能够与现有城市居民平等地居住在城市中。地方政府应该实施房产税，为其财政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中国还需要更加强健、更中立的司法体系，既能解决商业纠纷，也能解决企业与政府间的争端。改革清单还有很长。
这些改革非常艰难，但中国的执政党别无选择。除非实施实质性改革，中国经济将很有可能失去动力。
《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发表评论认为，在中国领导人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时候，—个问题会浮出水面：这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中国人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升至今天的75岁，翻了一番有余，堪称奇迹。与此同时，生育率却骤降至1.5甚至更低，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家蔡昉表示，中国将以史上最快的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变为劳动力短缺。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首次出现萎缩，比任何人先前的预期都要提前了很多年。日本是在1990年前后走到类似转折点的。这对中国来说可是个不祥的征兆，因为日本经济正是在那之后不久便陷入了长达２０年的停滞。那时，日本的生活水平已接近美国的90%。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人均收入仍不到美国的20%。蔡教授说：“毫无疑问，中国未富先老了。”
因此，人口问题将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难以回避的。
《经济学家》：土地与国企改革将决定会议成败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1月2日至7日）的封面文章认为，如果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在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两个领域有大胆突破，那就证明会议及其开启的变革确实“意义重大”。
邓小平启动的改革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廉价劳动力不再无穷无尽，权势大而效率不高的国企在扼制竞争、吞占金融资源，大规模的资本配置不当把私营企业和普通存款客户推向劣势地位。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改革蓝图上未提及私有化，但习近平仍可用其他办法使国企更商业化、更易于被问责。最佳做法是把国企所有权转到国家社保基金名下，国企董事会成员由社保基金任命；还应该切断国企享受廉价金融服务的优惠特权，继续放松对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的管制，为人民币完全可兑换铺路。
但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还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不仅因为逾13亿中国人中近一半仍在农村，更是因为农村改革迟滞与地方政府财政危机互为牵连。地方党政官员依赖“土地财政”太久，农村征地卖给开发商盖楼看来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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