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访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不断出现的大范围雾霾天气,已成为国人的一块心病。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前不久发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此后,中央财政又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那么,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是什么?前景会如何?本刊记者专访了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他对我国空气质量的改善持乐观态度,认为到2030年一定可以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水平。
记者:我国大气污染的程度究竟怎样?
夏光:这个我们自己就能感受到,以前确实从来没有遭遇污染这么强、范围这么广、持续时间这么长的雾霾。当然,雾霾或者灰霾天气不是这两年才出现的。早在八九年前,广州就曾经发布过灰霾天气的橙色警报,橙色警报是很厉害的了,它表示在城市里甚至白天都得开灯。后来,长三角一带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雾霾天气。
最近几年,京津冀的雾霾天气又比较突出。总的来看,新世纪以来,雾霾天气发生的频度和强度一直在增加,覆盖范围除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之外,东北、西北等地区也越来越明显。
记者:既然雾霾天气早就引起了注意,为什么直到这一两年才采取有力的行动?
夏光: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渐进的,一开始确实没有意识到PM2.5会成为最头疼、最棘手的问题。其实早在2005年,中国气象局就写过一份内部报告,反映灰霾天气越来越重,我们看了后,也提过一些建议,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因为那时我们刚刚把二氧化硫作为主要的大气污染物来进行治理。
应该说,那时候的大气污染更多的是煤烟型污染,治理就是要减排二氧化硫、减排氮氧化物,因此在“十一五”规划中,也只是对这两个指标制定了减排任务。另一方面,PM2.5的治理难度也要大很多,因为它的构成非常复杂,治理的技术要求、设备要求和成本投入都要高很多。即使到了现在,我国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具备监测PM2.5浓度的能力。
记者:怎样解读国家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安排50亿资金对特定区域的大气污染进行治理等一系列举措?
夏光:我理解,这不仅是国家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具体支持,更是在宣誓一种决心,一种走科学发展道路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决心,一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环境的基本需求的决心。
记者:中央财政投入的这50亿元主要用来做什么?为什么投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尤其是河北?
夏光:说实话,50亿元对于大气污染治理实在是太少了。大气污染治理需要万亿级的资金投入,当然这不可能全靠政府,更多的还是随着相关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市场来筹集。所以政府的投入,比如这50亿元,只是起一个引子的作用,主要用于启动、奖励、补贴一些项目。把这些资金重点投向京津冀尤其是河北,是因为这一地区面临的问题最重,而改变起来又最难。
以河北为例,产业实在太重,几亿吨钢的产能、几亿吨煤的消耗,形成了巨大的排放源,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再怎么减排,成效都有限。以前山西是煤炭经济,污染严重,但它的治理也走在了前面,这几年开始取得成效;现在河北是钢铁经济,转型和治理的难度将更大。
记者:最近不少城市出台了应对严重雾霾天气的预案,其中有些措施对民众的生活会带来较大影响,比如车辆的单双号限行,由此也引发一些议论和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夏光:这些议论和质疑完全可以理解,政府的管理方式确实有需要提高的方面。不过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社会也应该同时认识到,良好环境的取得,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不管是大气污染治理,还是水污染治理,都有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的一部分要直接地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开车,如果既想便捷,又想空气质量好,就只有提高油品质量一条路可走,那油价可能就要随之上涨。政府预案限制了民众的部分权利,同样是这个道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时我也相信,政府不会轻易动用严重影响民众生活的应急举措。
记者:除了应急举措之外,治理雾霾更根本的办法是什么?治理前景又如何?
夏光:治理雾霾的办法从中短期来看,主要是减少离我们生活比较近的一些排放,比如调整能源结构,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尽量用天然气取代煤炭,如果有困难,就采取一些清洁燃煤技术加以控制;还有就是不断地提高油品质量,减少机动车的尾气排放。
从长期来看,最重要的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后产能该淘汰的要淘汰,不该淘汰的要逐渐转移;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吸取教训,不能把人口和产业布局得太集中,要有足够的绿地和水面,以增强环境的承载力和净化力。现在国家和整个社会在这些方面正在进行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持乐观的态度,我认为,到2030年一定可以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水平。(记者 高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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