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超发 不可忽视的经济矛盾

　　2013上半年,我国“货币总量”表现为信贷的“一增”、流动性的“三落”——生产性信贷月增1万亿元,而蕴含“货币发行”增量的外汇占款、流通中现金和金融资本净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速回落。信贷稳增、发行回落,这说明我国货币总量结构发生深度调整,国家已经不想再用货币政策“放水”、“刺激”,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正在孕育深刻的转变。

　　研判我国经济主要矛盾,不能只看内需不足、忽视货币超发

　　新世纪以来,“增配效率”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简单说,就是尚未找到有效的经济增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1979年后20年间,赢取了第一轮完美的“增配效率”,那就是邓小平主导五大改革(农村改革、特区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向我国当初的封闭经济体,增投了巨量市场化的人力、土地、资本、技术四大生产要素,使我国经济在1998年进入了“买方市场”;此后,我国经济还赢取了第二轮完美的“增配效率”,在1998年,我国首次出现了市场层面的生产过剩,时任总理朱镕基认识到“没有需求就没法生产”,于是,开始把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定为经济增长点,这就是我国经济的第二轮要素增投,直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目前我国的经济,站在了第三轮要素增投尚未发挥出“增配效率”的门槛上。2008年4万亿元投资拉动的这一轮刺激政策,未能完全赢得“增配效率”,因为与此同时,我国产生了货币超发,这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总供给过剩与货币超发(即金融过剩)相互交织,将会是一直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滞胀”隐忧。

　　“滞胀”隐忧下,最迫切的认识,应当是认清我国货币总量中的货币超发在短期内是无法消化的。在政策层面,无论是早先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拉动内需、新农村、城镇化、产业升级,还是新近尝试的收入分配改革、利率市场化、简政放权再市场化、双边货币互换、打造自贸区等种种“新政”,都是围绕打破长期“滞胀”隐忧而发动的政策试错。而我国货币总量中包含的19%货币超发,才是我国经济长期难以消化的“滞胀”主因。

　　正视我国货币超发,才能直面我国“滞胀”隐忧;认清“增配效率”不足,才能全面反思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改进。我国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金融体系的货币过剩,是当前我国并未找到破解“增配效率”不足的明证。所以,在方法论上,必须将我国经济“两个三十年”联系起来,才能找到中国特色“增配效率”的释放经验、政策改进和特有规律。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的“增配效率”,就好比向一个孤岛封闭经济体中,不断地增量投放了诸如城市土地、商品房屋、大量劳力、生产技术、现代企业制度等新增生产要素,使得当初该孤岛经济体中的新增要素总量不断扩张,我国经济才得以不断地化资源为资产、化资产为货币,历来都是先要增投生产要素,进而才能释放出“改革红利”。可以说,我国的“改革红利”,大部分都是源于增投生产要素带来的“增配效率”。

　　追求“增配效率”、化解货币超发,才能持续地释放改革红利

　　笔者在《中国货币总量论》中,是这样定义“增配效率”的,即:“作为一种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状态,它是通过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调动资源转化为资产;通过财政金融相互搭配来启动、培育、扩大社会再生产过程;通过重塑符合‘人、本、盈、需’可贷机理的生产方式,有效增投生产要素来持续扩大经济领土并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态势;通过要素增投带来增量‘红利’来弥补以前的亏损,弥合经济发展中的转轨矛盾。‘增配效率’是在萨缪尔森‘配置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增投生产要素,不断突破原有要素的总量瓶颈,不断增添社会再生产的发展动力;它是一种发挥‘后发优势’、赶超类型的经济崛起状态;它是考察、总结、比较各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崛起速度、赶超速度、发展速度、滞胀风险的一个全新经济分析视角和一项全新经济分析工具。”

　　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货币超发,是一个隐藏很深的体制问题。它是阻碍我国投资转化为资本的主要障碍,它意味着我国金融媒介力渐弱、系统脆弱性加大,它是持续加剧我国实体经济主要矛盾的“总枢纽”,它还加重全社会对货币超发与分配不公的紧张和忧虑。要解决实体经济矛盾,必须抓住金融枢纽;要化解我国货币超发,亟须改进和提升增量要素投放的“增配效率”。

　　为了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化解、破解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首先就要在金融领域做到管控 “少发多贷”,其次要完善我国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增量投放“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增配机制,这样才能化解“滞胀”隐患,长期扩大“拓市场、配要素”的增长性收益,从而在城镇化和转型升级中,放松市场的末梢垄断,推进产业扩容,塑造民生机制,为生产者扫除按要素分配的体制障碍。

　　当前我国理论界一直强调中国崛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宣示自信,往往更需要忧患意识与批判思考。反思我国2008年以来的经济,政府为解决内需不足,持续培育消费热点、扩大基建投资、强化转移支付、维持币值稳定。在这些政策努力的基础上,更需反思:我国增量要素的投放追不上货币超发、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之间缺乏有机配合,这才是2008年以来我国“增配效率”不足的主因;而主动深化“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增配机制、积极引导货币总量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才应当是当前城镇化和转型升级的政策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