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广东佛山一家棉纺厂的挡车女工王淑美（化名）失业了，因为她工作了3年的工厂停产了。43岁的王淑美忧心忡忡，听说整个棉纺行业都不景气，很多中小企业倒闭，勉强过活的大企业，即使招人，要求也很高。
比王淑美更受打击的，是她的老板陈元（化名）。这个50岁的男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虽然自己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老板，但工厂就像自己的孩子，倾注了很多心血，但2000多万元的投资刚收回没几年，就不再赚钱了，200多工人，才打理出个样子来，就这么一下子散了，心里很不好受。
陈元的纺纱厂开不下去的原因只有一个：过高的国内外棉价差（外低内高）让他拿不到订单。
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纺纱企业用的原料棉花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推高了国产纱线的价格，下游织布企业于是放弃国产纱而选择价格便宜的进口纱。大量纺纱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关门停产，一些大企业虽然还能依靠高附加值产品生存，也只是勉力维持。
拧巴的棉价让棉纺行业全面受阻。
国内外棉价差在4900元/吨左右
9月，是新棉采摘的季节，几十万农民工又奔赴新疆采棉。与此同时，新的棉花年度（每年9月—次年8月）开始；9月9日，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下称“中储棉”）正式启动2013年度棉花临时收储工作。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联合制定发布的《2013 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今年，棉花的临时收储价格维持上一年度的20400元/吨不变。如果抛储起拍价也维持在去年的19000元/吨，那么新的棉花年度中，国内外棉花将继续保持高价差。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的行业上半年运行报告称，今年第二季度，国内外棉价差平均在4900元/吨左右。
9月13日，代表国内标准级现货的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INDEX328”的价格是19137元/吨；国际棉花价格指数“Cotlook A（FE）/1%关税（远东到岸价）”的价格是14220元/吨，二者相差4917元/吨。
高差价缘于临时收储政策带来的国内独特的棉花流通体制。
2010年，国内棉价曾大幅起落，为保护棉农，稳定棉价，2011年3月，国家在新疆、山东等13个棉花主产省份实行棉花临时收储制度，纺织企业需要在国家放储时才能从中储棉及各承储仓库通过竞拍买到国储棉。
临时收储政策实施之初，确实刹住了棉价跌宕起伏的“过山车”。
然而，2011年下半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等因素影响，国际棉价不断下跌，从19000元/吨左右降到今天的到岸价15000元/吨左右。但国储棉放储起拍价却一直在19000元/吨左右，加上竞拍后的手续费、出库费、运输费和资金利息，这两年国内棉价大部分时间在19000～21000元/吨的区间徘徊，国内外棉价相差4000元～6000元/吨。
这直接伤害了棉纺企业的竞争力：原料价格这么高，自然推高了棉纱价格，也自然就丢了订单—— 一些下游织布企业直接进口印度、巴基斯坦的中低端棉纱代替国产棉纱，加上清关、运输等费用每吨不过一万六七千元，竟然比国内的棉花每吨还便宜2000多元。
华润纺织是央企华润集团的下属企业，该公司副总经理狄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用了这么高价的国内棉花，还能接到订单、维持产销平衡，已属不易。谈不到还能有什么利润，现在公司有时微利，有时微亏，就这样徘徊着。”华润纺织坚持棉纺业务不停产的一个原因是，国企要更多考虑员工的饭碗，即使亏损也不能轻易停产。
“这就好像下棋时让给对方车马炮，明显跟国际市场不接轨，没法竞争。”棉纺龙头企业江苏大生集团总经理马晓辉不服气地说。
配额锁住进口棉
国内棉价高，纺纱厂却不能自由选择进口棉花，因为与临时收储政策并行的还有棉花进口配额制度。
为了限制国外棉花进口对国内棉花市场的冲击，2004年以来，我国实行棉花配额政策，棉纺企业若想拿到进口棉，就必须申请使用配额。国家发改委协调相关部门，根据用棉企业规模和每年的棉花进口数量将进口棉配额免费发放给企业，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得到配额。
广东清远德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姣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有些根本不从事生产的纺织贸易公司，因为规模比较大，就能拿到大量的配额，甚至有些搞房地产、汽车的企业都能拿到进口棉配额，倒卖给小企业获利。
在国储棉拍卖的前提下，目前发放配额实行的比例是3：1，即每竞拍买到3吨国储棉才可以得到1吨进口棉花的配额。这个比例也让纺织企业痛苦。
“如果说国外的棉花是‘精粮’，国产棉花就是‘粗粮’。”陈姣兰称，国产棉的质量让纺企深感不靠谱。除了新疆的棉花，其他地区国产棉的纤维长度、细度以及清洁度经常达不到纺高支纱的要求，企业想买到进口棉，就得“攒”下3倍的国产棉。
湖北孝棉实业集团公司是行业知名企业，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吐槽：“我一个月要拍三四千吨国产棉，最近拍的棉花，颜色发黄，而且每捆颜色都不一致，拨下去之后，一个分厂的意见特别多，这样下去质量很难控制，这些棉花拿来做普通的纱都不合适。”
不用为配额费心的棉纺企业“幸福指数”就比较高：棉纺龙头企业天虹纺织集团（下称“天虹”，02678.HK）在半年报中称，公司今年上半年净利润高出去年同期的2倍至4.47亿元，2012年全年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7倍达4.86亿元。
这是因为天虹已经在越南投产的工厂可以自由地使用质量好、价格低的进口棉花，仅靠原料节约下来的成本，天虹就可以稳稳地赚上一笔。
但绝大多数国内纺企并没有这么强的实力到海外规避风险。
中国纺织工业是制造业中最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最早进入国际市场，有一条最完整的产业链。
当下的棉花流通体制对产业链影响甚大——上游的棉纺企业进口棉花需要配额，但下游的织布企业可以自由地进口棉纱。去年，中国织布企业进口印度、巴基斯坦棉纱153万吨，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下称“中纺联”）会长王天凯估算，今年棉纱进口量将超过200万吨，占行业全年棉纱用量的1/5~1/4。
大量中小棉纺企业因为高棉价差关停并死，据王天凯粗略估算，2012年有近10万棉纺工人离开就业岗位。王天凯说：“如果是公平竞争，我们的中小企业怎么会干不过印度、巴基斯坦呢？我们希望早一点促进棉花体制改革，真正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
“有人建议我们的企业，要调整结构、提高产品质量、进行管理创新……但这都是常规的做法，用这些办法，再努力也没法消化几千块钱的价差。如果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中国的纺织企业无所畏惧，可是现在如果我们的纺纱厂做出口，肯定竞争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棉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朱北娜说。
受伤的不只是纺纱企业
棉花一头牵着农业，一头连着工业，流通体制不畅，受伤的不只纺纱企业。
早在去年，王天凯就向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反映，棉花流通体制不改，将造成三个直接后果：纺纱厂少用棉花，增加化纤等混纺产品的比例；织布厂大量进口棉纱，印度、巴基斯坦继续大举进入国内市场；中小企业关停，农民工失业。
收储与配额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棉农的利益。可棉农却没感受到实惠。
李河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的棉花种植户，种了700亩棉花。她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从价格看，棉农其实更愿意跟着市场走。国家收购要定点，棉农将棉花运过去要雇车、雇工，收储时要扣掉杂费，给棉花定的级别也比较低，价格会大打折扣，而公司企业的人会到田间地头收购，给的级别也比国家高。李河玲说，按亩产400公斤计算，700亩棉花，国家收储价可能低于市场收购价10万元，有时甚至达20万元。
于是，每年收储季节，新疆棉花倒卖成疯，离国家收储还有一个月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开动员大会，号召人们将棉花卖给国家（详见本刊2010年第41期《新疆棉花的疯狂“倒卖”战》）。
中国棉纺织工业协会负责人也表示，临时收储制度在操作中确实存在种种不利于棉农的做法。
此外，临时收储制度也使得国储棉产生大量未消化的库存。
3月29日，国家发改委消息显示，2012年度棉花临时收储交易全部结束，累计成交634.2万吨，其中新疆成交393.3万吨、其他产区成交240.9万吨。
而期货经纪公司金源期货8月12日发布棉花周报称，到7月31日2012棉花年度竞拍结束后，国储棉尚有1000多万吨库存。
PCI纤维咨询公司中国市场总监陈九妹认为，经过这两个棉花年度的收储，中国棉花库存增加了800万吨，已经超过了使用量，如果收储政策不变，需求将被持续抑制，下一个棉花年度，整个库存量还会继续增加。
库存也让“一手托收储、一手托纺企”的农业发展银行（下称“农发行”）感到紧张——农发行一方面要为中储棉及相关流通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另一方面要为涉农的棉纺行业提供贷款，这两者的关系理不顺，也会增加农发行的资金回收风险。
农发行总行客户二部三处处长栗华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新的棉花年度一开始，农发行就要投放收储资金，棉花价格高，也会给农发行带来资金供应上的压力。而纺纱厂因为棉价高导致经营状况不佳，也会影响还贷周期。
纺织从业者并不反对为棉农提供政策性保护，他们认为，以直接补贴的方式保护农民更合适。
朱北娜说，保护农民就应该让钱直接到农民手里，国家可以结合西北地区、长江流域等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给农民相应的补贴。
中国棉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对手印度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据印度纺织品出口促进委员会会长马尼坎·拉瓦斯瓦米介绍，印度用直补的方式激励农民使用有机肥和合成肥，以确保棉花生产更加可持续。路易达孚是世界最大的棉花贸易商，据其中国公司董事长陈涛介绍，世界最大产棉国美国对棉农采用的也是直补政策。
中纺联已向国务院及国家发改委反映这一诉求，并已引起重视。据王天凯透露，发改委已经形成初步的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只是直补的具体方式以及实施时间还没有确定。中纺联副会长高勇担忧地说：“今年收储政策已经确定，即使国家决定采纳直补建议，最早也要明年实行，这段时间，棉纺企业怎么办？”
对话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棉花应该真正回到市场配置资源中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外高棉价差对哪些企业影响最大？
王天凯：差价首先冲击的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首先它本身配额少，现在实际的棉纺企业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配额的拥有量，一吨棉花差价五六千块，生产棉纱能有多少效益？其次，在技术储备上，大企业即便在棉花差价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来抑制差价，但中小微企业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促进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真正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放弃临时收储政策，中储棉等流通企业的利益是不是会受到冲击？
王天凯：如果取消收储，中储棉完全可以参与到国际市场的流通中，在棉花低价时收进来，高价时卖出去，既能缓解国内用棉不足，又能在国际市场上赚钱。
《中国经济周刊》：棉花进口配额制度是否也应该改变？
王天凯：配额发放要公正、公平、透明，可是目前的配额中有三分之一都发给了大企业，甚至发给了不搞棉花生产的流通企业，它们拿去倒卖，中小生产企业却拿不到配额，这也是不合理的。但目前最亟待解决的是取消收储。
国家已经在研究棉花体制改革，但体制的变动要等到下一个年度，这一段时间国内外棉花差价依然存在，我们希望能将配额比例调低一点，比如到2:1，或者财政再担一点，适当放低一点放储价格。另外放储的时间不要间隔太长，这是从企业平稳运行来考虑的，如果间隔太长，企业会无棉可用，影响生产。（王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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