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中国亟待启动养老金体制改革

　　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养老金是很大一块隐性负债，我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严峻的养老压力，做实养老金空账、建立多元化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金统筹层级与养老基金投资势在必行。

　　我国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1.776亿，占人口总数的13.26%，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逾800万，并将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做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比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等等。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的选择历来是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关注的焦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并开始推行从出生补贴到丧葬费的一揽子福利计划。在这种国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公民各种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与待遇支付职能，但是我们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国家保障养老模式？

　　中国养老金支出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中国比较沉重的“隐性负债”之一。数据表明，当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制度的覆盖人口约为2.6亿，其中1.9亿人为缴费人口，而另外7000万人为领取养老金的人，养老金支出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出现了比较大的资金缺口。

　　我国养老金缺口可以从三个口径来观察：第一种是当期累计的账面余额，即历年养老金收入和支出相抵后的余额。第二种是当期账面余额与应当积累的余额之间的差距，用这个口径度量，可以肯定存在缺口，统筹账户部分严重收不抵支，只好挪用个人账户资金。第三种是预计养老金收入和养老金承诺之间的差距。未来的缺口实际上也包含在内。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2.5万亿元，但是个人账户实有资金2703亿元，空账金额高达2.2万亿元。

　　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养老保障需求，而另一方面却面临着非常大的养老资金压力，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模式呢？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财政压力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兼顾“效率”和“公平”，建立可持续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1994年，世界银行首次向各国政府推介建立三支柱养老金制度的思想和建议。第一支柱是强制和非积累制的，是由政府管理的DB型制度；第二支柱是由市场管理的强制性DC型积累制；第三支柱是自愿性养老储蓄。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第一个层次，应通过针对老龄人口的福利政策，建立退休养老待遇与工资增长脱钩，与物价上涨相挂钩，真正让老龄化福利与国民的收入增长同步。

　　第二个层次：完善养老补贴制度，延续居家养老模式。从真正体现“供养与反哺”的血脉相承和中华道德传统的角度看，居家养老模式还是最被认可的，但要看到新的年青一代面临的是“421”的家庭结构，政府如何通过各种养老补贴制度，为其减负至关重要。

　　第三个层次：加大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执行力度。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统筹模式，即企业和个人为主，政府提供补贴，实行现收现付筹资方式，是一种强制储蓄型的养老保障模式。

　　第四个层次：要积极壮大养老基金规模，为养老基金保值增值寻找出口。对于养老金既要体外 “输血”还要自身“造血”。全国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9.8%，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大多时间不到2%，甚至还没有跑赢通胀。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老资金占比相当低。例如，养老基金占GDP的比例最高的是挪威，为83%左右，日本是25%，美国是15%，中国只占到GDP的2%。因此，无论如何为养老金寻找增值渠道，并拓宽养老金融资渠道都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私募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真正成为中国人养老的“财富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