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上紧日子。”这话背后的逻辑就是：权力谦抑，权利才能落地。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
这是一份赢得普遍赞誉的禁令，剑指公权力的“中国式奢侈”。如果细究一下“五年禁令”的背景，就像合体的“富春山居图”，背后总有一些可贵的人为动因：一者，此番近乎“360度无死角”的禁令，可视为新一届政府践诺的过程。从25年前的“严控”，到今天的“禁止”，不只是一个姿态取向的问题。
二者，如果单纯从经济背景上分析，2013年的中国政府，确实也应该感受到了过 “紧日子”的倒逼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半年报数据：上半年GDP总额近25万亿元，同比增长7.6%；6月CPI同比增长2.7%，PPI同比下降2.7%，出口同比大降3.1%。尽管一些主要指标仍处在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但经济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增速回落、下行压力加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复苏并不明朗，国内转型调整又进入 “深水区”，行政成本与民生支出此消彼长，“五年禁令”也是顺势而为。
当然，还有一些“具体而微”的公共事件，支撑了这次禁令的铿锵出台。湖南的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委会，编制只有45人，行政楼面积却达20377平方米，人均办公面积是国家标准的25倍……山寨白宫、山寨人民大会堂等奢华办公楼隔三差五被网友挖出来暴晒，顶层设计不能不有所触动。
只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何况，中国的事情，向来都很难令行禁止。公众丝毫不怀疑“五年禁令”的初衷之善，但制度设计还得“不看广告看疗效”，能不能落到实处，确实也挺让人担心。这样的担心，基于客观的现实。因为，类似禁令也不是头一回见了，震慑效力会不会边际递减呢？早在1988年6月16日出台《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1997年5月出台《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1999年12月出台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2003年1月出台《关于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的通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是，效果又如何呢？还是让数字来说话吧：据审计署统计，2004年至2006年三年间，京津沪等11个城市及其所辖的28个县市区，违规挪用土地出让金来建楼堂馆所和弥补经费达52.33亿元。这就难怪有人形容禁令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好像是在拍皮球，“每拍下一次，反弹更高。”再说，景区“禁涨令”、房价“禁涨令”，好像也没少见，结果不还是被“报复性反弹”扯回来了。5年后，楼堂馆所还会迎来新一轮“普建潮”吗？
基于以上担心，真要动真格，根本而已，就只有一条路——将权力关进监督的笼子。具体而言，还得落实到预算硬约束的工作中去、剥除权力随意花钱的弹性空间，加大公共监督、舆论监督、媒体监督的力度，起码要让大家知道党政机关的楼堂馆所在哪儿、标准如何、现状怎样，仅靠自查自纠，禁令就有被架空的危险。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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