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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跳出结构调结构

2013年07月22日 16:10   来源:人民日报   白天亮

制图:蔡华伟

  调整经济结构既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的现实选择,也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提供长期动力的根本途径。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坚持稳中有进、稳中有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调结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哪些成效,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元春。

  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中西部经济加速上扬、能耗水平下降,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7.6%。刘元春认为,速度有所回落,却包含了令人欣喜的内容,最突出的就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

  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不论是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就业数量,都稳居三类产业首位。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18622亿元,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117037亿元,增长7.6%;第三产业增加值112350亿元,增长8.3%。第三产业在总量上与第二产业接近,在增速上领先。固定投资方面,上半年第二产业投资78052亿元,增长15.6%,第三产业投资99382亿元,增长23.5%,第三产业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自2011年以来已稳居吸纳就业的第一位。

  整个服务业中,新兴服务业表现尤其突出。6月份的数据显示,邮政快递、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电信传输服务业、环保治理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58%以上的较高水平。

  服务业的快速崛起,与我国多年调结构的努力密不可分。以各地纷纷争取的“营改增”试点为例,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将二、三产业的抵扣链条打通,购买服务可以抵税,大大激发了企业采购现代服务的积极性,使服务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国家工商部门的信息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第三产业实有企业1013万户,首次突破千万户大关,占企业户数超七成。

  从区域结构看,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经济增速在产业梯度转移的作用下加速上扬。考察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其中东部增长8.7%,中部增长10.0%,西部增长10.5%。考察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上半年增长20.1%,其中东部增长18.7%,中部增长23.6%,西部增长22.7%。一季度增速最快的10个省区市中,中西部地区占据了8个席位。

  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4%。其中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3%,大大低于同期7.7%的GDP增速。刘元春分析,能耗水平下降,既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也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占全社会用电量近半的六大高耗能产业(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和石化等),一季度增加值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1.1个百分点,而耗能较低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则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调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我国面临消费率偏低、产能过剩、现代服务业水平不高等矛盾

  调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刘元春表示,调结构纳入我国宏观政策目标已有数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效果仍是局部的。调结构、促转型依旧任重道远。

  刘元春认为,当前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有三方面。

  其一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偏低。长期以来,我国存在消费与投资失衡的状况。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45.2%,拉动GDP上涨3.4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和去年全年的水平均有所回落。同期,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53.9%,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居于首位。

  其二是部分产业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主要表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去年以来,相关部门大力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各地也关停并转了大量小钢铁、小水泥,但新增的、非落后工艺的产能也在不断形成,总量不仅没降低、甚至还在增加。刘元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数轮产能过剩,眼下这一轮程度大、影响深,化解的难度大。

  其三是服务业虽有稳步增长,但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一方面,金融、航运、信息服务、物流等行业的高端服务部分发展不足,一些产业还在起步阶段;另一方面,创新能力还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服务产品、服务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较弱,导致产业能级较低。特别是金融、法律、研发、创意、广告、物流仓储等高端的中间需求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在全部服务业产出中的占比还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也意味着我国现代产业分工体系还未完全形成。

  刘元春表示,这些问题既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了进一步推进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经济健康与否关键看结构,推动结构调整说到底要靠改革

  深入调结构,当前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刘元春认为,首先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关系。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就业形势基本稳定,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速回调。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即经济增速、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不超出“上限”,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调结构上,不能因为要保证经济较快发展而忽视质量和效益,放松结构调整。特别是宏观调控,应从短期“稳增长、控通胀”等目标,更多转向“促改革、控风险、调结构”上,坚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发展服务业、创新驱动、淘汰落后产能为抓手,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要跳出结构调结构。”刘元春说,调结构不是具体盯着哪个产业、扶这个产业压那个产业,而是要从机制着手、从更高层面着手,尊重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过度的干预。

  比如化解产能过剩,根本出路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矫正和调节作用,建立长效机制。包括减少审批,建立新型准入制度,以经济性管制为主转到社会性管制为主,例如用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三个指标来对投资项目进行约束和管理。而政府则强化信息披露和服务职能,建立产业发展预警机制,用及时、完整、准确的信息引导社会投资,让投资者真正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经济健康与否关键看结构,推动结构调整说到底要靠改革。”刘元春表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当前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改革和转变,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带动财政税收、分配、投资、金融、国有企业、资源性价格等领域的改革。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多次强调简政放权,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这一理念务必落到实处,真正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责任编辑:华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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