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跳出结构调结构

制图：蔡华伟

　　调整经济结构既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的现实选择，也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提供长期动力的根本途径。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坚持稳中有进、稳中有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调结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哪些成效，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元春。

　　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中西部经济加速上扬、能耗水平下降，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7.6%。刘元春认为，速度有所回落，却包含了令人欣喜的内容，最突出的就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

　　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不论是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就业数量，都稳居三类产业首位。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18622亿元，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117037亿元，增长7.6%；第三产业增加值112350亿元，增长8.3%。第三产业在总量上与第二产业接近，在增速上领先。固定投资方面，上半年第二产业投资78052亿元，增长15.6%，第三产业投资99382亿元，增长23.5%，第三产业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自2011年以来已稳居吸纳就业的第一位。

　　整个服务业中，新兴服务业表现尤其突出。6月份的数据显示，邮政快递、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电信传输服务业、环保治理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58%以上的较高水平。

　　服务业的快速崛起，与我国多年调结构的努力密不可分。以各地纷纷争取的“营改增”试点为例，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将二、三产业的抵扣链条打通，购买服务可以抵税，大大激发了企业采购现代服务的积极性，使服务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国家工商部门的信息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第三产业实有企业1013万户，首次突破千万户大关，占企业户数超七成。

　　从区域结构看，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经济增速在产业梯度转移的作用下加速上扬。考察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其中东部增长8.7%，中部增长10.0%，西部增长10.5%。考察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上半年增长20.1%，其中东部增长18.7%，中部增长23.6%，西部增长22.7%。一季度增速最快的10个省区市中，中西部地区占据了8个席位。

　　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4%。其中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3%，大大低于同期7.7%的GDP增速。刘元春分析，能耗水平下降，既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也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占全社会用电量近半的六大高耗能产业（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和石化等），一季度增加值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1.1个百分点，而耗能较低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则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调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我国面临消费率偏低、产能过剩、现代服务业水平不高等矛盾

　　调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刘元春表示，调结构纳入我国宏观政策目标已有数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效果仍是局部的。调结构、促转型依旧任重道远。

　　刘元春认为，当前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有三方面。

　　其一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偏低。长期以来，我国存在消费与投资失衡的状况。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45.2%，拉动GDP上涨3.4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和去年全年的水平均有所回落。同期，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53.9%，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居于首位。

　　其二是部分产业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主要表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去年以来，相关部门大力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各地也关停并转了大量小钢铁、小水泥，但新增的、非落后工艺的产能也在不断形成，总量不仅没降低、甚至还在增加。刘元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数轮产能过剩，眼下这一轮程度大、影响深，化解的难度大。

　　其三是服务业虽有稳步增长，但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一方面，金融、航运、信息服务、物流等行业的高端服务部分发展不足，一些产业还在起步阶段；另一方面，创新能力还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服务产品、服务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较弱，导致产业能级较低。特别是金融、法律、研发、创意、广告、物流仓储等高端的中间需求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在全部服务业产出中的占比还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也意味着我国现代产业分工体系还未完全形成。

　　刘元春表示，这些问题既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了进一步推进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经济健康与否关键看结构，推动结构调整说到底要靠改革

　　深入调结构，当前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刘元春认为，首先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关系。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就业形势基本稳定，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速回调。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即经济增速、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不超出“上限”，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调结构上，不能因为要保证经济较快发展而忽视质量和效益，放松结构调整。特别是宏观调控，应从短期“稳增长、控通胀”等目标，更多转向“促改革、控风险、调结构”上，坚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发展服务业、创新驱动、淘汰落后产能为抓手，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要跳出结构调结构。”刘元春说，调结构不是具体盯着哪个产业、扶这个产业压那个产业，而是要从机制着手、从更高层面着手，尊重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过度的干预。

　　比如化解产能过剩，根本出路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矫正和调节作用，建立长效机制。包括减少审批，建立新型准入制度，以经济性管制为主转到社会性管制为主，例如用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三个指标来对投资项目进行约束和管理。而政府则强化信息披露和服务职能，建立产业发展预警机制，用及时、完整、准确的信息引导社会投资，让投资者真正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经济健康与否关键看结构，推动结构调整说到底要靠改革。”刘元春表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当前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改革和转变，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带动财政税收、分配、投资、金融、国有企业、资源性价格等领域的改革。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多次强调简政放权，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这一理念务必落到实处，真正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