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华盛顿表示，中国政府当前主要任务不是控制汇率，而是调整经济结构。她呼吁外界应该有耐心。
“我知道这里很多人很着急，但改革有时快不得。东欧改革是快，但伤害了经济，用了十多年才恢复。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实体，如果汇率改革不平稳，对自身和世界经济都有害。”当地时间10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主办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说。
这次研讨会借10月20日-22日将于华盛顿召开的2007年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之机举行，汇集了300多位美国汇率专家、各大投行的经济学家，以及刚刚赶到华府参加本周末年会的官员和媒体。包括吴晓灵在内的25位演讲者在全天九小时的紧张议程中，围绕中国汇率政策、外汇储备管理、人民币区域影响力等议题展开讨论。
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一大摩擦焦点。由于美中巨额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并呈日益扩大趋势，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呼声从未停止过。虽然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迄今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近10%，但一些美国学者和立法者依然认为人民币升值力度不够，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
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21比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鲍卡斯-格拉斯利-舒默-格雷厄姆议案”。该议案建议对货币汇率“根本上失调”的国家实施多种惩罚措施，包括用货币币值被低估部分来确定对该国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税率。这是该委员会在放弃2005年一份更为严苛的议案之后的又一次发力。上述议案称，如果中国不能更快地提升人民币汇率，美国就应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
此外，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众议院也在纷纷拿出类似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尽管美国财政部反对强硬立法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倡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布什总统也很可能会否决这些议案，但众参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也很可能在汇率问题上达成共识，聚集三分之二的投票来推翻布什的否决。
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保尔(Gary Hufbauer)从政治角度分析说：“明年美国总统换届，新总统肯定乐于通过在两党议员中达成多数共识的议案。新上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也很可能要以比前任更强硬的态度面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此外，在美中贸易中受到损失的美国纺织业、钢铁业也都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参与推动人民币升值的立法。”
而在同一天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上，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和英国的财长们再次要求中国政府“尽快让人民币升值”，称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表明“人民币升值的必要”，并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
面对各方的压力，吴晓灵在研讨会上表示，“我相信世界上很多争议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沟通不够。”她说：“事实上中国政府也不愿意看到对美贸易的高顺差。因为外国在中国投资收益率要大大高于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但是，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十分有限。”
吴晓灵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顺差是中国内部经济不平衡的反应，是由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多余的产品必须出口，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的平衡。吴晓灵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控制汇率，而是调整经济结构。“中国这样一个大经济体转型需要时间。外界应该有耐心。”
当台下的美国听众追问“如何叫有耐心呢？是等一年、五年还是十年”时，吴晓灵笑着回答：“我不是好的经济预测专家。但我有个经验，在中国一个争议要达成共识很难。但只要有共识了，就会做得很好。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对经济结构改革已达成共识。这是好消息。”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和美国主流意见持不同态度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S.Roach)在研讨会上重申：“在贸易政策上，美国的政客们总习惯找替罪羊。典型的‘华盛顿’方式是——把对方打下去，都是别人的错。”罗奇说：“中国的确是美国最大的逆差贸易伙伴，但这是因为中国汇率政策不合理呢？还是因为急于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找到出路的美国跨国企业，恰好把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作为供应链的核心？或者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恰好满足了美国顾客的品味和价格承受能力？”
罗奇再次强调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的严重不足。2001年到2006年间，美国全国净存款率只占全国收入的1.5%。“缺乏国内存款，美国只能通过进口他国盈余来支持本国经济的继续发展。”
日本东京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在发言中指出：东亚特殊的区域经济环境决定了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不能不有所顾虑。
伊藤隆敏说，即使中国改变了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者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都只会引起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布局的变化，而不可能改变亚洲新兴国家对欧美市场总体贸易顺差这样一个大的格局。最近十年间美中贸易逆差的扩大部分取决于美国逆差的转移。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02年与2000年相比，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92.3亿美元，与此同时，对日本、香港地区、韩国、台湾省、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共减少了181.6亿美元。二者相差无几。
“既然中国和它的东亚邻居们在出口上相互竞争，谁都不希望自己由于货币相对升值而处于出口弱势，因此，除非亚洲国家在汇率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否则人民币不大可能单方面大幅升值。”伊藤隆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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