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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疯狂学而思” 只是学校教育不完善的产物

2017年05月17日 16:32    来源: 南方报道网    

  前不久,《人民日报》发文严厉斥责“课外补习班加重学生负担”,以学而思为代表的课外辅导机构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即使有再多真诚的抱怨与痛斥,学而思等课外辅导机构里的学生也并不会因此减少。家长和学生们,依旧会做出最现实的选择。

  本文作者是一位在公立中学工作的年轻教师,她说,即便有再多不满和不愿,她也不想简单地去抨击课外辅导机构——在重重的无奈和现实之中,“学而思”们倒好像让我们距离“理想”和“公平”更近一些。

  其实对于真正对基础教育现状有所了解和关注的人——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当家长、陪伴孩子走过小升初历程的家长——来说,这一轮报道与讨论的热潮,无非是再次戳破早为人知的“皇帝的新装”;而将矛头对准“学而思”的契机之一,也许正是人们忽然发现,一个不是地产或IT公司、也不是“新东方”的“辅导班”,竟已市值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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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都市快报》用多个版面“起底”学而思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一个从小到大从来不让家长为成绩操心的所谓“学霸”,我当然反感孩子参加加重课业负担、破坏学习兴趣的“课外辅导班”,更反感很多商业机构以教育为名义、却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巧立名目、聚敛钱财。然而目睹学校教育中的种种弊端,我倒更愿意为“学而思”们“站站台”。

  “学而思”反倒更接近理想中的学校

  “学而思”和其他口碑较好的辅导机构,往往在宣传中极力标榜“小班教学”——每位老师对应的班级学生比例十分“诱人”,更有利于对学生的个性化指导。此外,它们有着更为精细的分层分段的课程设计;在应试层面,也涵盖了从升学统考到学科竞赛、自主招生等所有重大类型考试的辅导。

  你当然可以说这都是“钱”的作用:“学而思”最会搞饥饿营销,小班教学限制生源数量,让好多家长“报不上”;分得越细、看起来越是适切所需,越能网罗各色各样的孩子……但仔细想想,“学而思”今天在做的事情,正是发达国家优质学校已经达成的效果,也是我们一直没有终点的“教改”始终在追求的、理想学校的样子。

  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资本的驱动与运转下,“学而思”们初步具备了理想学校的理念与雏形。

  某地“学而思培优”的宣传图

  而反观国内绝大多数公立学校,一个班级动辄七八十人,一位老师又往往兼任两到三个教学班,一堂课下来没几个孩子有机会表达想法,语文老师留一次作文要批两个星期……即便有班级的“分层”,也往往是按照考试成绩划分出名义上的“重点班”与“普通班”,虽然以庞大的基数保证了学生考取“清北”的数目,但更多的学生成为了似懂非懂、个性压抑的“分母”。

  这些现实,几十年来鲜有改观。所以,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代孩子还有可能花钱上个“学而思”,是值得庆幸的事啊。

  “学而思”能够提供的代偿,正是深刻反映了今天学校教育的很多不尽人意与缺失。试想,如果大多数学校都能发展充分健全、师资实力雄厚,有小班额的教学规模,有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课本和课堂、有帮助学生巧妙解题的视野和方法、有带领学生备战从中高考到学科竞赛、高校自主招生等各类考试的研发和授课团队……我们哪里还需要“学而思”呢?至少远不需要这么多。面对如此有中国特色的局面,我们首先不该控诉“商家辅导班”,更应警醒的,是学校教育发展的不完善。

  “大班额”必然稀释每个人得到的教育资源(图片来自网络)

  面对这样的差别,你可能还会说:“学而思”学费那么贵,覆盖全国25个城市从幼儿园到高三的孩子,它有钱啊!钱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钱”用在哪儿。

  在各样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我很怕看到“学校老师在学而思兼职”的字句,更怕看到的是有家长或孩子说“外面的老师教得比学校的老师好”。——无论哪一种情况存在,都说明相形之下,我们的学校教育出现了不小的问题,而问题的核心正在于教课的人。

  近几年,很多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毕业生,也愿意将“学而思”等教辅机构作为自己就业的首选,这一群“最会学习”的人能够将自己的所长转化为丰厚的报酬,于己于人都是一样乐事。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就有一个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学霸师兄选择到学而思教语文,这样的人来给孩子们上课,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视野与立场一定都是出彩而令人受用的,会有几个学生不喜欢呢?前阵子朋友圈里流行转发“学而思”自编的高中物理课本,语言时尚幽默,内容联系生活,原理浅出深入,连我这个文科生都忍不住看到结尾,像是看着玩儿着,就把“考点”都记下了。能看着这样的教材学习,又有哪个孩子不愿意呢?而教材背后,是极有水平的师资支持。

  当教育系统内仍将“师德”作为常用训导时,“学而思”们用以网罗人才的方式是明晰的标准和实在的经济待遇。

  在不少地方,学校教师兼职或跳槽“学而思”,已经成为十多年的事实。先别急着扣“师德”的帽子:杭州学而思教师招聘起薪15万、北京学而思起薪30-40万,某著名公立中学副校长从任上退休后,直接被“学而思培优”以百万年薪聘任……这让我们看到了教育行业的“钱景”,也让“体制内”教师的待遇实在相形见绌。

  而如今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教育不是不投入,而是将大笔的钱财都投入到了“大楼”上,舍不得多拿出一分投入给教师的劳动。师资不行,能人不来,即便有再多的拨款、搞再多的培训,建好了足够数目的校舍、买来了足够先进的器材,搭好了小班教学、分层设课的“架子”,一切都只能回到原点。

  在这个长期悲观的大前提下,作为一个反感课外辅导的教师,我也宁愿为“学而思”们站台,至少,它以相对明晰公平的标准(哪怕它是极度商业化的)、实在的经济待遇(而不是一味“奉献”的情怀训导)为教育行业保留了部分人才。

  点招?一种辛酸的公平

  “学而思”们此番被重点攻讦的一大原因,是它们能和一些著名公立学校的特殊招生渠道挂钩,重点学校通过培优班所组织的考试(尤其是奥数),选拔孩子进一步参加校内招生考试;如果能够顺利通过,那么孩子就可以作为优质生源,跨越“学区”的障碍,正式成为该校学生。这个重点校与培优班的握手,被形象地称为“点招”——这个业内新名词,对于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小升初”择校折磨的家庭来说,是一把把说不尽的辛酸泪。

  某地学而思短期班报名火热的场景

  想通过“点招”冲击重点名校,孩子首先要刻苦学习奥数等课程,一次次地参加培优机构内部的和从市级到国家级的各种选拔比赛,争取脱颖而出,才有可能获得培优机构的推荐资格。而这些孩子和家庭,又要辗转于各个重点中学的考场间,笔试、面试,直到最终被确定接收。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就已经投入这样的战斗,听上去确实辛酸,可与拼学区房、拼人际关系、靠电脑派位撞大运相比,点招即便再辛酸,也是提供了孩子上名校的“公平”途径。——与学区房的价格相比,培优班的高学费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现在教育政策的应对就像“打地鼠”,媒体曝光了北京西城四十几万一平的天价学区房,有关部门就发出声明禁止上市天价学区房,可“学区”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随着“点招”这一“内幕”被一些媒体揭开,江南一些省市相关教育监管部门也即刻发表声明,大意是承诺下辖各校“小升初”招生坚决不与辅导机构挂钩。可承诺之后怎样呢?按照现行的体制与政策,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点招”的取消意味着孩子冲击重点中学的最后一点可能都被关闭了。

  2015年的电视剧《虎妈猫爸》表现了“小升初”的焦虑

  于是有人觉得还是统一考试好,比如中考、高考。——在被“学而思”压得不堪重负的今天,好多家长竟怀念起了“从前”。教育政策名义上通过划片、减负来实现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但显然,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家长和学生都更需要能够通过努力、拼命换来的机会。“有关部门”减去的,现在学而思们变本加厉地还回来了,而且正是人们最需要的。

  “素质教育”,过去的美好想象?

  很多人大概都不会记得,起家时的学而思是以“教改先锋”的姿态出现的,现在主力项目变成了各种应考应试,很大程度上正是迎合家长市场需要的结果。

  “学而思培优”已经为有需求的家长开设了“幼升小学习辅导项目”;一些旨在培养孩子素质能力的机构和项目,比如按“大语文”概念打造的诸葛学堂,更多面向的都是较低年龄的学生——高年级的孩子大都选择了旨在提高成绩的“应试班”,和在公立学校里遇到的境况一样,家长最终的焦虑在“成绩”。

  我们的教改进程实在看起来波澜壮阔又奇怪地原地兜转。哪怕从影视作品中来看,从九十年代的《校园先锋》、本世纪初的《千秋之约》,今天变成了啼笑皆非的《小别离》——如果说二十年前、十几年前人们怀抱着对“素质教育”的美好想象,讨论与试验都带着幼稚但真诚的理想,今天的人们则变得实际许多,似乎参透了一切教育形式相同的内核。

  1996年的剧集《校园先锋》,对中国当代教育理念进行思考,提倡开展素质教育、打破陈旧体制。

  “教改”改到现在,家长乃至整个社会舆论对待教育的态度似乎纷纷回到了起点:还是应试最省事儿,也最公平。今天的中小学生家长,正是当年在举国上下探讨“素质教育”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他们一定也曾幻想过自由开放的学校教育,可真正成为家长后,他们却比从前每一代人都更焦虑,更怕输,极少有人愿意为从前的理想付出一点点可能的代价。尽管他们也让孩子学钢琴、练马术,但在水涨船高的育儿“厮杀”中,应试之外的学习也很难捕捉到“素质教育”的单纯。

  家长们当然也希望孩子有个轻松的童年、快乐的青少年。可“应试最好”这样的“共识”之上,还有一层难以戳破的天花板:“拼爹”。对阶层固化的不满与恐惧,甚至衍生出一种变相的“读书无用论”;而越是因为有“拼爹”的存在,绝大多数处在社会中产阶级的家长越要通过教育为孩子的未来上一份保险。对教育的无限投入,也许正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焦虑”最为主要的动因:软实力(受教育水平)的不可继承。

  2016年的热门电视剧《小别离》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

  而在消费时代里,每个人都深受“不花钱就被淘汰”的潮流裹挟。这股潮流作用在教育产业,就是“父母都为礼品愁,我送我娃上培优”,每个家长都在互相交流和比较给孩子报了什么培优班;它甚至浸染了很多小朋友,我身边就有朋友亲口讲述了这样的事情:北京的小学生到了二年级,每个人平均要报4-5个课外班;为了让孩子轻松一点,他没有给孩子报班。孩子反过来追问他:“爸爸你为什么不送我去辅导班?我们班同学的爸妈都舍得花钱给孩子报辅导班,爸爸你是不是不舍得花钱?”

  小朋友甚至把“不花钱”最终的逻辑推理,落脚到了“爸爸你不爱我”。种种焦虑与裹挟下,很多家长只得“花钱买心安”。如此复杂心态下买来的这个“安”,也有了多重指向:“我爱我娃”、“我娃没被别人落下”、“我可是个合格的家长”、“我有资本实力投入”……凡此种种,助力了“学而思热”的水涨船高。

  从个性培优到点招选拔,从中产焦虑到消费推拉,作为一个每天和孩子、家长打交道的人,我理解家长们的矛盾、纠结和最终的妥协,但无论如何,当你为孩子作出了“上培优班”这样的选择,就是支持了“学而思”们的发展壮大,也给孩子们荷上了越来越重的负担。

  


(责任编辑: 马先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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