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怎样进行公司治理?这是一个仍在探索中的话题。

　　可以说，这个过程中有喜也有忧。明晰了的产权关系、完善了的治理模式、优化了的股权结构……所有这些似乎是农村商业银行应有的标签。然而，现实中的种种困惑和相关问题又让其大打折扣。农商行未来的改革之路走向哪里?公司治理的突破口和落脚点又在何处?

　　围绕这些困惑和问题，《农村金融时报》推出了“农商行公司治理之路”系列报道，报道中所蕴含的相关问题，及对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和积极反馈。

　　从公司治理的环境说起

　　此系列报道是以5月12日刊出的《公司治理，农商行刚上路》为开篇的，随后陆续发表了包括《农商行公司治理能力有多大》(5月19日)、《制度和人都很重要》(6月9日)、《农商行股权结构迷人眼》(6月30日)等内容。

　　就此系列报道的整体而言，是以相关机构目前面对的困惑谈起的，且讨论的话题自始至终都是在剖析治理的内外部环境展开的。

　　农商行公司治理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这是包括业界、学界等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普遍共识。在他们看来，相关机构仍在受到外部的干预和控制。如从行业管理方面而言，主要是由省联社来管;然而省联社只是一个行业管理者，并没有持股，因此有很多机构认为受到省联社的约束和限制比较多，想脱离其“襁褓”，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金融机构。

　　其实，与省联社的关系问题，有学者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省联社管理与否，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对有些农信社、农商行一旦出现了违规、违纪行为，这些机构自身又无法修复时，省联社的“干预”就很有必要;当然也要尽量避免一些强加在金融机构身上的管理行为。

　　另一方面，农商行从农信社改制而来后，又受到机构内部的诸多挑战，机构到底有没有能力进行公司治理现在还在持续观察中。其中明晰产权关系就是一例。事实上，那种只是围绕农商行公司治理框架内的具体问题展开的变革，很明显有意无意回避了产权改革的实质，并没有触及到公司治理的实际内容。

　　尽管就其环境来看，农商行要实现完善的公司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但如何把握时代的要求，探索机构外部的主要关系，理顺内部的相关逻辑，让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等真正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是大多数机构正在实践的重点。

　　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模式

　　不可否认，面对当下竞争日益激烈的金融环境，因多种综合因素的作用，农商行要想顺利推进公司治理，可能不存在一个适合所有机构的通用范本。这就需要相关机构根据当地的实际，结合机构内部人员的整体素质、相关文化和管理水准等，去积极探讨最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

　　当然，不同领域的人士对此观点各异。来自一些长期观察农村金融的研究者以为，应从制度和人两个方面来完善。一方面要不断健全相关制度，并要确保彻底执行;同时，还需优化机构内部的人员，包括培训现有人员，引入高端人才，淘汰不合格的人员等。

　　也有学者建议，对农商行法人治理层面可能存在的对立关系或矛盾意见，需要各层面深入、广泛的沟通，并要确立一种目标意识。因为对“三会一层”乃至普通员工，像怎样降低坏账率、如何提高银行绩效、怎样扩大服务覆盖面都应是其必须有的目标责任。

　　虽然如此，一些机构内部人士则更关心具体的问题。如一家县级农商行内部人士认为，他们是从农信社改制而来，改制后机构的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因此管理成本高，而且其中的中小股东话语权也较小。更为重要的是，股东的质量也是一个问题，为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亟需建立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

　　针对股权结构困境，有人表示积极进行股权改造，加大产权转型力度，可以考虑适当减少股东数量，通过股份回购等方式优化股权结构;也有人甚至主张逐步引进与机构价值取向相对一致的投资者入股，这样有利于其法人治理建设和长远发展。单就框架设计上来看，引入战略投资者入股是一个较大的改观，不过如何保证相关机构的效益持续增长，进而留住这些投资者还有不少困难。

　　毋庸置疑，自2003年开始新一轮改制以来，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农商行公司治理的路子在逐渐明朗，治理的层次、步骤也在慢慢清晰。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此领域的挑战和困惑就少了，相反到目前为止相关争论从未停歇。对此，《农村金融时报》将继续保持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