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一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面对中国资本形成效率恶化，以及债务率急速上升的状况，通过深化改革，提高中国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市场活力已经刻不容缓。

　　最近5年中国资本效率持续下降。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 （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投资产出弹性逐年下降，已由2002年的4.1降至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资金周转大幅放缓增加了融资需求，但现金流创造能力却大幅度下降，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投资效率持续下降。

　　然而，高投资模式赖以生存的宏观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从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

　　对于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而言，“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

　　在企业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时，一些大企业却寄希望于通过借贷进行资本套利。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非金融部门借入的外债余额4879.38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3.07万亿元。企业部门通过非正规渠道借入的外币私债可能存在相当规模。在过去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路径中 （特别是近三年），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较低，其贷款利率甚至低于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因此，如果负债外币化，企业可以轻易地从中获得显著收益，这是当前企业如此热衷于借贷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使得对资金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与其对接，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

　　这一方面导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上升，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明显恶化。与此同时，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也导致金融资源过度倾斜，继续错配到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行业之中，由于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无法理清，即便在实施自负盈亏之后，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隐性担保，这样就大大推升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另一方面，“政府失灵”的效应也进一步凸显：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体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中国的改革更不应理解为增长抑制性的，通过改革可以真正创造出新的制度红利和效率红利。中国经济难以像过去一样实现10%以上的增长，但同时中国经济也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储蓄依然是其优势，如果很好地将储蓄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将会形成当前乃至长远的资本存量，这对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是有益的。

　　未来，中国必须加快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核心推动相关领域改革。随着增长潜力回落和经济结构再平衡，新增长模式已经开始形成。未来五年，中国需以大力提高投资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

　　三是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使企业恢复到健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留存利润、权益融资、私募基金、股权转让等）补充企业资本金。

　　四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五是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由于垄断经营的存在，民营资本很难进入或者充分进入。建议政府在充分借鉴和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负面清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