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整装出发”,天津等地自贸区概念股涨停,对于海外自贸区的研究也开始兴起。在分析人士看来,中国自贸区的意义与海外传统自贸区具有根本区别,以及海外自贸区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它们并不能成为“中国楷模”。

　　全球自由贸易港已有300多年历史,就在中国自由贸易区方兴未艾时,“百年老店”们的日子却不太好过,美国267个自贸区的运营公司正在为招商犯愁,欧盟正在重新考虑是否继续保持德国汉堡港等著名自贸区的自由港地位,中国香港、新加坡尽管高度开放,但自贸区却并未能带来技术外溢、核心金融利益,而日本更是在高度热情后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导致自贸区不了了之。

　　“经济特区”而非传统FTZ

　　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定位是综合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深圳一样,中国将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试验区

　　中国对自贸区的定位决定了上海与境外自贸区的本质区别。“尽管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区(FTZ)不少,但能供中国模仿借鉴的先例却几乎找不到,根本原因是中国将自贸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而境外自贸区一般只是传统的‘加工+转口贸易’地域而已。”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

　　为什么全球都找不到能供中国上海参考的先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

　　陆红军指出,具体来说,主要是三个原因:首先,从该试验区的发展模式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际传统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几乎在全球各国及地区,哪怕是最先进的美国,自由贸易区的模式也几乎全是“制造加工+转口贸易”,然而对于上海,服务业和金融业是整个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发展内容之一,而不仅仅是作为“制造加工+转口贸易”的基础和补充。

　　“其次,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上海是全球第一个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来倒逼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陆红军分析,“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及地区都从未出现过利用一个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及地区金融体制改革的先例。”

　　更重要的是,从经济体制和制度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起点、新标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真正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特区,以后中国将相继出现更多类似的试验园区,而上海的先试先行将扮演领头军的角色。

　　这一观点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可,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进一步强调了“经济特区”的本质。他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定位是综合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深圳一样,中国将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试验区,先试先行,应该会远远超越‘贸易’范畴,会更多地关注‘投资’”。

　　【名词解释】

　　FTZ

　　国 际 上 通 行 的 自 由 贸 易区(FTZ)是指,在一国或地区的境内关外设立的,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是自贸区战略中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FTA )。与FTA相比,FTZ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而前者是根据政府间协议设立的包括协议国(地区)在内的经济体,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商务发展而设立。为避免两者混淆,商务部等部门2008年专门提出将FTZ和FTA分别译为“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贸易区”,以示区分。

　　“制造+贸易”无重大空间

　　美国200多个FTZ的运营者,基本都是企业,为了吸引企业进驻自己的FTZ,在税收优惠、服务质量等方面自由竞争

　　除了自贸区对于国家经济和改革的战略意义不同之外,中国与境外自贸区的模式也存在根本差别,是坚持传统的“制造加工+转口贸易”,还是抓住“科技+金融”的核心,具体怎么确定行业分布和配套措施,中国需要系统、深入的分析。

　　美国被认为是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最齐备、最先进的国家。《国际金融报》记者研究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向美国国会提交的FTZ年报发现,美国现有267个FTZ,平均每个州都有几十个FTZ,而不仅仅在于沿海海港。

　　《国际金融报》记者从上述报告中计算得出,全美国FTZ虽然数量庞大达267个,但2011年全美国FTZ总共的产值只有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FTZ约112.4亿美元。而从自贸区对全美国贸易的促进角度,也能体现这一庞大数量所理应体现的推动力,“这占美国贸易总量的比例只有约20%,根本体现不出FTZ促进贸易的意义,只是FTZ本地活跃化而已。”袁堂军认为。

　　“中国不能盲目乐观。美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了个醒,那就是,FTZ并不一定如大家期望的那样带来重大推动力。现在中国对FTZ的经济学效果缺乏深入的经济学效果研究,哪个行业、哪个公司分别能带来多少效益?区域与区域、行业与行业、公司与公司之间,如何资源共享,相互搭配?”袁堂军提醒。

　　园区本身的政策定位决定了推动力量的局限。“美国主要的政策就是减税。” 天津市保税区管委会航空产业支持中心主任、原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研究室主任赵学森,根据自己实地考察的经验介绍,“美国自由贸易区分为两类,分别注重贸易或加工:一是综合性自由贸易区,称对外贸易区,主要从事贸易,以方便货物进出、加快货物流转、提高国际贸易效益、增加就业等为目的;二是单一性的自由贸易区,称贸易分区,主要搞加工业,以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出口为目的。”

　　而且,美国园区的运营者是私营企业,而非政府,这也是政策空间不大的另一个原因。《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美国几个州的不同FTZ,发现这200多个FTZ的运营者,基本都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相当于200多个公司,为了吸引企业进驻自己的FTZ,相互之间在税收优惠、服务质量、设施配套等方面自由竞争。

　　面积和开放度不能缺

　　目前,欧盟各国正对自由港政策的走势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坚持传统的自由港政策。也许这还对处于规划期的上海,如何进行长远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除了最先进的美国,其他著名FTZ同样未能达到中国自贸区的高水平定位。传统意义上,世界上管理机构权威性最强的四个主要的自由贸易区是:阿联酋迪拜港自由港区、德国汉堡港自由贸易区、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区、荷兰阿姆斯特丹港自由贸易区。四国对自由贸易区管理机构授权上大体相近,都是港区合一,特别是着眼于自由贸易区与城市功能的相互促进。

　　然而《国际金融报》记者查阅上述4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官方网站以及年报等资料发现,它们仍局限于“区内加工+转口贸易”的模式,在相关产业带动,特别是服务业、金融业的突破并不显著,而大部分内容着重于货物贸易。

　　作为欧洲典型的经济自由区的德国汉堡港、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定位也在转口贸易或加工,而这样的定位需要大量的土地面积作支撑,而它们的面积限制导致其难以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凸显重大推动力。上海自贸区的面积也只有28.78平方公里,会否面临同样问题?上海优势何在?

　　尽管德国汉堡港自由港区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由港,是整个欧洲大陆最主要的自贸区之一,同第三国地位,但面积不大,只有15平方公里,主要功能局限在货物中转、仓储、流通、加工和船舶建造。

　　更该引起上海警惕的是,近年来,德国汉堡港自由港区内的加工功能已经趋于萎缩,实际上现在已经无实质性业务。125年历史的汉堡港自由贸易区于今年关闭。同时,现代高科技的运输方式已经使货物在港时间大大缩短,对保税的需求也日渐减少。目前,欧盟各国正对自由港政策的走势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坚持传统的自由港政策。也许这还对处于规划期的上海,如何进行长远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尽管作为欧洲大陆几百年的“老店”,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是大型商户对欧、亚、非洲各国出口的分销中心,但它的保税仓库面积很小,只有0.65平方公里,它在港口内设有自由贸易区。

　　不过,中国可以学习的一点是荷兰很好地运用了延伸功能,例如,在自由贸易区外还设有若干海关监管库,进一步延伸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和服务。此外,阿姆斯特丹港与机场空港自由贸易区业务联系紧密,推动了海空两港物流的联动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阿姆斯特丹航运与金融高度匹配,这是上海“航运+金融”模式的重要学习对象。

　　相比其他FTZ,迪拜显然没有面积太小的尴尬,而多了些“财大气粗”的底气。“迪拜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区,面积135平方公里,由港口和自由贸易区组成,细数起来,包括22个自贸区,其中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最大。不仅面积巨大,企业的数量和层次也不低。迪拜自贸区内共有企业6400余家,全球500强企业中,超过120家都在这里运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罗斯义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

　　与美国267家自贸区却只占全国贸易20%尴尬相比,迪拜自由贸易区对全国GDP和贸易的贡献或许是中国自贸区未来的趋势。记者从迪拜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的官网了解到,单独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这一个FTZ,就为迪拜贡献了25%的GDP,50%的出口额,为阿联酋贡献了20%的外商直接投资(FDI),16万就业岗位。

　　然而,迪拜港区的功能同样也局限在港口装卸、仓储物流、贸易及加工制造,服务业带动效果不明显。从它的行业分布可大体看出,港区企业中,贸易物流业占74%,加工制造业占22%,而相关服务业比重非常低,只占4%。

　　不仅服务业企业数量少、比重低,服务业的开放度也值得注意。外资企业不得进入服务业,迪拜港自由港区内的企业都必须为阿联酋本国所有,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此类企业却可以完全放开,许多服务行业可以由纯外资企业运作。

　　“科技+金融”是核心

　　中国一定要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核心部分——金融,而日本全球的结算又都用美元和欧元结算,这就导致日本在价值链的金融核心利益都被美国拿走了

　　除了美国、欧洲、中东自由贸易区基本局限于“制造加工+转口贸易”,亚洲自由贸易区更鲜明地给中国指出了自贸区的核心——“科技+金融”,而非加工或贸易。亚洲一些国家面临巨大的尴尬,甚至成为中国的反面教材。

　　最失败的案例就是日本,尽管当时日本对自贸区的热情丝毫不低于今日的中国,而且定位也突破了加工和贸易,涉及了投资领域的内容。在日本工作十几年的袁堂军分析,“日本冲绳岛发展了很多年,却始终没有什么大起色,日本本想利用冲绳岛大力发展离岸贸易、吸引外资,但各方面条件都未成熟,导致最后不了了之,现在又要掉过头发展东京经济特区。”

　　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提前深入、系统分析,而且在全球分工中失去了“金融”这一核心环节。“日本并未将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做好基础分析,例如,日本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其实是在亚洲,但日本的企业又纷纷去欧洲。”袁堂军提醒,中国一定要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核心部分——金融,而日本全球的结算又都用美元和欧元结算,这就导致日本在价值链的金融核心利益都被美国拿走了。

　　除了金融,科技同样是自贸区规模效应的核心要义,反面案例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尽管表面上看,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全球最著名的FTZ,但它们却并未利用开放提升本国(地区)制造业的水平,因为它们失去了‘科技’这一核心。”袁堂军表示。

　　对中国最有借鉴意义的,可能不是那些名气最大的FTZ,反而是小而精的韩国。“韩国利用FTZ在全球价值链,特别是贸易金融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袁堂军分析,“韩国把‘科技+金融’都牢牢把握。”

　　韩国使三个自由贸易区各有侧重,但同时突出教育、科研的重要地位。例如,仁川国际空港,韩国政府将其主要功能设计为知识密集型的研发基地,而釜山海港的五个功能中,教育、科技占了两项:教育研发基地、知识密集型工业基地、商务和居住区、海事处理中心和港口配送中心。即使对于侧重于传统工业的光阳海港区,“教育”同样被列为核心功能定位之一。

　　传统“区内加工+转口贸易”模式不能满足中国需要,那么中国应该按照什么规格来规划和发展自由贸易区?袁堂军表示,“中国在FTZ的普通服务业、金融业与制造业和贸易相结合的模式上,可能都将是全球首次探索。随着改革的深入,如果能够直接按照高规格、高标准——如TPP(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等来定位和发展,中国将建设出全球领先的综合自由贸易区,而如果按照世界传统FTZ的模式发展,中国可能不见得有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