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期披露经审计的年报是每家法人公司应尽的义务，按照相关监管规定，不只是上市银行有年报披露的截止日期，已发行金融债券的银行原则上也应于每年4月30日前披露年度报告。

　　眼下已临近年中，仍然有17家银行的2018年年报依旧难产，这到底是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太忙的锅，还是这些银行的内部流程比其他机构更严谨造成的呢？

　　17份年报难产

　　如期披露年报既是满足监管规定的需要，也是一种责任，让市场和投资者知晓经营情况。上市银行有这种“义务”，发债银行也有。

　　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政策规定，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债券发行人的，在金融债券存续期间，应于每年4月30日前披露前一年度业绩报告。因特殊原因，发行人无法按时披露以上信息的，应向投资者披露延期公告说明。

　　经过查询中国货币网披露的信息，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4月下旬以来，共有21家银行发布了延迟披露公告。

　　在银行类型上，农商行数量最多，共计12家，分别为浙江衢州柯城农商行、浙江温州鹿城农商行、山东邹平农商行、山东博兴农商行、山东广饶农商行、成都农商行、安徽桐城农商行、山东寿光农商行、铜陵农商行、景德镇农商行、南昌农商行和湖北荆门农商行。

　　其次是城商行，共计6家，分别为保定银行、锦州银行、湖州银行、吉林银行和邯郸银行、攀枝花市商业银行。此外，股份制银行1家，为恒丰银行，政策性银行2家，分别为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

　　不过，截至5月31日，21家银行中已有南昌农商行、湖州银行、浙江衢州柯城农商行、浙江温州鹿城农商行4家银行公布了2018年经营业绩。

　　安永“甩了”锦州银行

　　在年报失约的银行中，锦州银行是唯一一家上市银行。5月31日晚间，锦州银行发布公告称更换核数师。

　　公告内容显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统称“安永”)于锦州银行2018年5月29日举行的上一届股东周年大会上获委任为本行核数师，任期直至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为止。5月31日，锦州银行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接获安永的函件，提出即时辞任本行核数师。

　　安永在辞任函中表示，在进行锦州银行2018年度综合财务报表审计期间，安永注意到有迹象显示，银行向其机构客户发放的某些贷款实际用途与其信贷文件中所述的用途不一致。

　　有鉴于此，安永已要求提供额外证明文件以证明客户偿还贷款的能力(尤其是可被强制执行的抵押物)及该等贷款的实际用途，旨在评估该等贷款的可收回性(“未完成事项”)。安永已提请锦州银行管理层及审计委员会注意未完成事项。

　　然而，直至辞任函发出之日，安永与锦州银行未能就处理未完成事项所需的文件范围达成一致。因此，安永未能完成2018年度的审计程序。

　　就未完成事项而言，锦州银行重申，其一直与安永紧密合作，提供所需的额外数据及文件，并与安永多次讨论未完成事项的拟解决方案，以尽快完成审计工作。然而，经过多次讨论，至5月31日，锦州银行与安永尚未就未完成事项及完成审计的拟定时间表达成一致。

　　而在此之前，锦州银行已多次发布延迟刊发年报的公告。例如在5月14日的公告中，锦州银行提到，核数师需要额外资料和文件以完成有关2018年年度业绩的审核程序。

　　这些有关资料和文件主要是关于锦州银行向其机构客户提供的某些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未结清余额的贷款，以进一步说明并证实该等交易的商业逻辑及其真实性和合理性以及该等贷款的还款来源，从而最终与锦州银行就相关资产拨备的计提方案达成一致。

　　通常情况下，上市银行在完整的年度财报出炉前，会先期发布一份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业绩快报，对经营数据和财务状况进行大致说明，市场和投资者可据此形成一个初步判断。

　　不过从锦州银行来看，未经审计的业绩快报也暂时不便公布。港交所上市规则第13.49(3)条规定，发行人如未能刊发初步业绩，则必须公布根据尚未与核数师一致协定同意的财务业绩所编制的业绩(如具备该等资料)。

　　而在4月1日的公告中，锦州银行提到，董事会经审慎周详考虑后认为，此阶段不宜刊发本集团截至2018年12月31日年度之未经审核管理账目，因为有关管理账目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本集团之财务表现及状况，且刊发未经审核管理账目可能造成混淆，并可能误导股东及本行潜在投资者。

　　至于安永辞任后的接班者，锦州银行也给出明确答案。“董事会已决定委任国富浩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新任核数师，以填补辞任后的空缺，任期至本行2018年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为止。”

　　目前，正式委任尚待正在进行的审计委任接纳流程完成后生效。相应的，年报也将再度延期发布。根据锦州银行的预估，将于2019年8月底刊发2018年年度业绩。

　　惯性拖延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2018年年报“难产”，锦州银行2018年三季报至今也尚未公布。目前，可查询到最近的一次财务数据是2018年上半年财报。

　　比锦州银行更“严谨”的是恒丰银行，目前该行2017年的成绩单都还处于“失联”中。从可查询的资料中可以发现，2018年4月28日和10月30日，恒丰银行曾

　　两次发布公告，表示将延期发布2017年年度、2018年一季度以及2018年三季度的财报，理由较为一致，即“审计工作尚未结束”。

　　众所周知，作为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的恒丰银行，近年来由于两任董事长相继被查，内部治理被市场诟病，使其一度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令该行的发展遭遇波折。

　　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颖在2019年度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近年来，我们接连发生了‘姜喜运案’、‘蔡国华案’，遭受过严重挫折，经历过严重危机。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建设什么样的银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是摆在总行党委和全体恒丰人面前最重要的课题。”

　　而近期包商银行被接管的事件又让恒丰银行意外躺枪。在央行发布接管包商银行的公告后不久，市场有消息传言恒丰银行也将被实施全面接管，加之年报的持续“失约”，外界对恒丰银行的猜测不断。

　　消息迅速传播之时，恒丰银行紧急发布澄清公告称“个别媒体刊发有关我行与银行的报道严重不实”。同时，恒丰银行还表示，目前经营稳定有序，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得到广泛认同，公司治理不断完善。

　　除了上述两家银行外，在年报“难产”的银行中，还有部分银行是惯性拖延，例如邯郸银行、山东寿光农商行、浙江衢州柯城农商行、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吉林银行、南昌农商行，都分别延期披露过2017年财报。

　　审计“难”

　　至于不能如期披露的理由，银行方面给出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包括审计因素和内部流程因素。其中，明确表示因审计因素导致年报延期披露的银行数量在半数以上。

　　“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审计机构业务较多”、“会计师事务所无法按规定时间出具审计报告”等措辞，出现在多家银行年报延期披露公告中。例如，贵阳农商行在4月23日发布的公告中称，“由于公司年度报表审计工作仍在进行，无法在4月30日前发布2018年度及2019年一季度信息披露报告。”此外，恒丰银行、成都农商行等也在公告中指审计工作尚未结束。

　　同样尚未完成审计工作的还有浙江温州鹿城农商行。该行在公告中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众多，合并财务报表工作量巨大。而山东诸城农商行给出的延期披露原因是，“因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本行2018年审计报告。”

　　无独有偶，保定银行也在公告中称，“因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业务较多，无法如期完成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

　　但审计机构并不这么认为。一位就职于“四大”之一的审计从业者说，这样的理由其实有点“虚”。“虽然我们的工作量确实很大，但在约定好的时间里，会严格按照进度计划执行，即便熬夜加班，也会如期出具报告。”该人士认为，通常情况下，导致延期是客户无法确认数据，或者审计机构对某些数据需要更多资料进行进一步核实。

　　此外，另有部分银行给出的理由是暂未履行完内部流程、未完成审批流程。例如攀枝花市商业银行4月29日发布延期披露年报的公告，其中提到“因本行暂未履行完内部流程，无法于4月内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审计报告及2019年一季度信息披露报告”。同样情况的还有吉林银行也称尚未履行完毕年报的内部审批程序。

　　政策性银行方面，进出口银行在4月30日的公告中称，“根据内部工作时间安排，将推迟2018年年报披露时间”。另一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给出的理由则是主管机构尚未对2018年度财务数据进行审核。

　　根据各行公告，大家都表示将加快年报披露工作。从延期申请看，多数银行都将预批时间锁定至6月底前，包括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山东诸城农商行、山东寿光农商行、吉林银行、保定银行等。

　　但有些银行给出的时间要更晚一些，比如贵阳农商行、山东邹平农商行、山东博兴农商行、安徽桐城农商行等预计将在7月底前披露。此外，锦州银行、恒丰银行和成都农商行并未就延期至何时给出明确表态。

　　不良高企

　　根据公开资料，延迟发布年报的银行中，不少银行近几年的业绩并不好看，呈现净利增长乏力、不良贷款率攀升等趋势。

　　例如邯郸银行2015年至2017年的营业收入呈现连续下滑趋势，分别为32.31亿元、31.17亿元和25.97亿元；同期实现净利润则分别为11.90亿元、12.87亿元和11.89亿元，即2017年的净利润同比负增长。而在2018年前三季度，邯郸银行实现营业收入21.40亿元，净利润9.55亿元。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依旧以存贷款为基础，即营业收入很大程度上来自息差驱动，但邯郸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却“少的可怜”，2017年的该行利息净收入在营收中占比仅为1.51%。相应的，投资收益成为该行营收的主要来源，2017年的占比高达99.24%。

　　对比行业来看，以今年一季度为例，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利息净收入占比分别为69.12%、61.23%、68.04%和86.40%。

　　根据大公资信出具的《邯郸银行2018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17年，邯郸银行实现营业收入25.97亿元，同比减少16.71%，其中利息净收入和投资收益分别为0.39亿元和25.77亿元，同比分别减少91.11%和1.72%，利息净收入的大幅下降是造成营业收入下滑的重要因素，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利息支出同比增长238.45%。

　　评级报告还指出，从投资收益的构成上看，2017年，邯郸银行投资收益主要由应收款项类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构成，在投资收益中的占比分别为43.37%和50.87%。其中，应收款项类投资主要由公司投资的信托资管类产品产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主要为公司出售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理财产品及其他投资产生。

　　评级报告还提及，该行营业收入继续下滑，投资收益占比很高，在债市低迷、监管限制信托资管类通道业务的形势下，公司盈利能力承压。据邯郸银行2018年第三季度信息披露报告，2018年前9个月，该行投资收益为22.31亿元，而利息净收入为-1.17亿元。

　　此外，有多家农商行近年来资产质量明显下滑，拨备覆盖率低于监管要求。例如山东邹平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东方金诚2018年7月出具对该行出具的评级报告显示，2017年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达到9.28%，同比上升6.8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下滑至59.28%，远低于监管要求。而根据邹平农商行2018年一季度信息披露报告，2018年一季度末，该行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上升至10.49%。

　　根据银保监会2018年年初发布的《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至150%。

　　桐城农商行的不良率也呈现高企之势。虽然该行2018年财报尚未出炉，但根据中诚信评级今年1月对其出具的评级报告，至2018年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至12.25%，同时拨备覆盖率降至25.20%，远低于监管最低要求。资产质量的下滑加大了拨备计提压力，2018年该行母公司口径净利润为0.70亿元，仅为2017年的43.73%。

　　伴随不良贷款的上升，诸城农商行和铜陵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也低于监管下限。数据显示，至2018年3月末，诸城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升至5.56%，拨备覆盖率为70.47%；至2018年9月末，铜陵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升至15.17%，拨备覆盖率为36.96%。

　　（文章来源：新金融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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