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将出任股转公司总经理 新三板深化改革呼声再起

　　10月22日，据接近全国股转公司人士确认，曾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总经理徐明将出任全国股转公司总经理一职。资料显示，徐明就任上交所副总经理期间曾对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推行注册制改革颇有建言，在出任投服中心总经理期间致力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业内人士对于徐明出任全国股转公司新任总经理颇有期待，认为其就任有助于推动新三板新一轮制度改革。

　　徐明上任总经理

　　梳理资料发现，徐明拥有华东政法大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证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商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多项职位；1993年博士毕业后，徐明便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历任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务，参与了《证券法》的制定，经历了“327国债事件”，并推动了股权分置改革。

　　在担任上交所副总经理期间，徐明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推动注册制改革颇有建言。2015年6月，徐明曾公开表示，上交所正在从总体方案、规则体系、组织建设三个方面积极准备注册制改革。对于直接融资，他指出我国直接融资比重很低，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是使资本市场更佳、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伟大战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要平衡、要匹配。

　　2016年，徐明出任投服中心总经理，此后一直致力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徐明曾公开表示，要积极推动投服中心的持股行权、纠纷调解以及支持诉讼等各项业务，并表示中国的投资者保护需要高阶位的法律制度。2018年9月，徐明在首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上指出，资本市场法制建设是投资者保护的根本保障，应尽快制定《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条例》。

　　徐明与新三板颇有渊源。资料显示，2017年3月以前，徐明曾是全国股转公司董事。在就任投服中心总经理后，2017年11月，投服中心与全国股转系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投服中心将作为专业调解机构，为全国股转系统投资者提供市场纠纷的调解服务。2018年3月，对于中科招商被强制摘牌引发的争议，徐明曾公开表示，尽管持股行权范围目前仅适用于上市公司，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都是投资者，都应该保护。

　　对于此次徐明出任全国股转公司总经理，北京南山投资创始合伙人周运南认为，徐明的工作经验正好与新三板发展完美对接。这也是证监会统筹新三板未来发展需要的综合考量。“希望他的上任成为新三板新一轮改革措施落地的信号。”

　　中科沃土董事长朱为绎认为，徐明曾在上交所担任副总经理的经历，有助于其协调全国股转公司与上交所的关系，推测徐明未来的主要工作将围绕提升新三板市场交易功能展开。

　　改革或提速

　　市场各方对于徐明担任全国股转公司新任总经理均持积极态度，认为其就任后有助于新三板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当前新三板面临诸多困境，市场各方对于改革预期空前强烈。

　　数据显示，截至10月23日，新三板共有10925家挂牌企业，挂牌总数连续7个月净减少。今年以来，新增挂牌企业合计489家，远少于2017年同期1747家的规模；超过1200家企业摘牌，占挂牌企业总数超过10%。

　　交易方面，今年以来，新三板做市指数持续下行并不断创下历史新低。10月23日，做市指数收于724.98点，较1000点的指数基准值下跌27.50%。交易金额方面，每日交易总额仅为2亿元左右。

　　今年以来，做市商退出为挂牌企业提供做市报价服务超过1700例，多数做市商浮亏严重。缩减做市部门、研究部门人员配备的券商不在少数。超过120家做市企业选择变更为集合竞价转让。其中，不少企业因做市商不足2家而被强制转变为集合竞价转让。

　　融资方面，今年以来，新三板企业定增总额较往年大幅跳水。全国股转公司数据显示，截至10月19日，今年以来新三板企业累计增发1187次，募集资金合计503.51亿元，较去年同期规模“腰斩”。相比之下，2015年-2017年，每年新三板挂牌企业定增规模均在1200亿元以上。从参与定增的投资者看，新入场机构投资者寥寥无几，挂牌公司高管及原有股东成为定增主力。

　　朱为绎认为，新三板企业定增总额下滑只是表象，首要的问题还是交易问题。“没有交易功能就没有定价功能，没有定价功能就没有融资功能。因为交易低迷，很多企业的股价与定增价格倒挂严重。机构投资者入股后缺乏有效退出渠道，亦无力参与挂牌企业新的定增。”在他看来，解决了流动性问题，市场交易自然会活跃起来，市场定价功能也会有所修复。

　　周运南表示，当前新三板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信心缺失和预期迷茫，明确了市场预期便有希望揭开新三板所有症结。结合国内资本市场的现状，新三板深化改革可能会在年底加速。“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新三板理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真正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快速成长。当前新三板深化改革具有良好的基础，希望后续改革措施不再是‘单兵突进’，而是形成‘组合拳’，实现标本兼治，达到政策红利共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