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方向明确 大国金融前行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五年一度，但论规格之高和重视程度，今年实为近20多年来所罕见。

　　7月14-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进一步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由三个“重要”作为前缀组成的三句话，言简意赅、纲举目张，既在认识论上构建起金融定位、金融安全和金融制度的三点闭环，更将其提升到一个难得的高度。

　　从20世纪末我国开启四大银行的改革（剥离四大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并陆续引入外资股东、公开上市）算起，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试水金融市场化，至今已有20年。在这20年中、尤其是最近10年，我国金融业全面迈入到高速发展的通道，金融业资产规模在大幅增加、金融创新也日新月异。

　　中国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其不稳定性也在滋长，局部金融风险和金融乱象的爆发频率更在显著上升。此中缘由有二：其一，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的轮番冲击下，我国M2（广义货币量）的扩张速度过快、过猛，从而直接导致我国金融杠杆率（尤其是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急增，此后（2012年起）又恰逢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渐进下行、传统产业利润率整体下滑，则有让我国金融业进入“资金空转”的危机。

　　在上述两大因素的影响下，最近五年，我国金融业的乱象之频繁，可谓超过以往50年。2013年大面积的钱荒、2015年A股的急剧波动、2016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暴涨、人民币汇率的急速下跌以及保险资金的高杠杆并购……这些具有标签性的金融乱象中，还一直穿插着网贷（P2P）、校园贷等总量虽然有限、但涉及面甚广的民间金融乱象。

　　金融乱象之因，首在金融杠杆率过高，而金融杠杆率过高，又首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过去10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严重企高的金融杠杆率，不仅给全社会带来负面的示范效应，且一定程度上还“绑架”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加剧了房地产业的调控难度—一方面，国有企业杠杆率高的背后，是政府信用在直接背书；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债务率高，必然会导致其推高房价（地价）的冲动。

　　故而，金融降杠杆，必须首先牵住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牛鼻子。在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包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金融杠杆率高等隐患，不可不察、不可不防、不可不治，因为稍有不慎，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亡羊补牢的成本，之于我国，要远甚于其他中小经济体量的国家。

　　如何提早觉察并惩治金融隐患？在混业经营的金融现状（以2016年的险资并购潮为例，其资金的加杠杆，明显涉及保险、银行、证券等多个金融领域）之下，必须认识既往金融分业监管的短板。此次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一顶层架构，不仅在金融监管层面实现了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平衡，还可以有效地消除既往“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等问题。

　　“稳中求进”是大国金融前进的唯一路径，对于社会思潮、实体经济均急速转型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守住“稳”，确保不出金融系统性风险，确保金融回归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源，才能为我国金融系统改革的“进”夯实基础，也才能为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等倡议实施提供强大的支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