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党钻了“红包车”的漏洞

　　摩拜单车“红包车”活动宣传图。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平影影

　　“这点便宜都要占？太不可思议了！”共享单车的忠实用户裴莹(化名)正在路边扫码开锁小黄车，听到朋友讲有人利用“红包车”的活动赚钱时，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皱起了眉头。

　　从今年3月份开始，共享单车企业在价格战之外，又相继投入了一场“红包车”大战——只要骑行那些被设定成红包车的共享单车，就能获得随机金额的现金红包。

　　据了解，“红包车”的活动是摩拜今年3月起最先推出的，活动规定，用户扫码解锁“红包车”后，有效骑行“红包车”超过10分钟，锁车后即可获得1个现金红包；金额随机，最低1元最高100元，超过10元即可提现。

　　4月16日，ofo小黄车也推出“红包车”活动，用户需在其平台APP内寻找带有红包标识的区域，在该范围内解锁车辆骑行超过10分钟、距离达到500米后，便可领取现金红包，红包最高金额达5000元。

　　共享单车企业发起“红包车”活动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品牌宣传，吸引更多用户使用，另一方面希望通过红包，吸引人们找出那些位置偏僻，久未被使用的共享单车，将其骑至人流正常的地区，降低运维成本。

　　但谁都没想到，这样的活动就很快就被“羊毛党们”盯上，成为其赚钱的工具。

　　日薅红包上千元

　　“羊毛党”是指那些专门选择互联网公司的营销活动，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换取高额奖励的人。

　　有媒体将那些使用红包车赚钱的羊毛党称称作“共享单车红包猎人”，据《解放日报》报道，在上海街头，共享单车红包猎人往往在晚上出动，他们手持多部手机，注册多个摩拜单车账号，找到“红包车”后一路骑行寻找下一辆“红包车”，有时甚至会骑一辆车推一辆车。短暂骑行10分钟，落锁后就能得到系统发放的红包。

　　虽然每个红包数额只有1到2元不等，但使用多账号刷下来，一晚上也能有八九十甚至上百元的收入。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由于摩拜单车的电子锁都具有GPS定位装置，所以即使是采用上述方式刷红包，也需骑行一段距离。而ofo小黄车由于大部分没有GPS定位装置，除了使用上述方法刷红包外，这些红包猎人还找到了更为简单的方法。

　　在网上搜共享单车红包的相关信息，会看到“ofo红包漏洞攻略技巧分享”“刷红包攻略”等教程，其内容大同小异。核心步骤是用户在手机中安装虚拟GPS地址的软件，并牢记已掌握的“红包车”的编号。之后通过APP开锁，等待10分钟，然后设置手机GPS位置为500米以外，结束用车后即可领取红包。通过上述方法，就能实现足不出户刷红包的目的。

　　由于ofo规定，每个用户单日骑行“红包车”累计不超过16次，即使每个红包只有1元，普通用户一天也能躺在家里收入16元。

　　而那些职业羊毛党获利空间就更大了：他们通过电脑，同时批量操作几百个账号，每天动动手指，可轻松赚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不过在4月底，ofo的“红包车”活动被短暂下线，再次上线后，红包的金额大幅降低，大多维持在几毛钱到两元钱之间。

　　法治周末记者于5月26日使用两个摩拜账号交替骑行一辆“红包车”，两次都能得到红包，不过红包的金额都在几角钱；之后再使用两ofo账号进行体验，结果与之类似。之后记者再将这两辆“红包车”推荐给朋友骑行，对方也能正常得到红包。

　　对于“红包车”漏洞被羊毛党利用赚钱的情况，ofo客服表示，ofo红包金额的减少跟这种情况有关系，并且只要系统检测出来有“刷红包”的行为，账户就会全部被拉进黑名单。

　　破坏红包规则或涉欺诈

　　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永江认为，在“红包车”活动中，“薅羊毛”的行为不应一概而论。

　　“就比如说这种通过正常手段找到‘红包车’，按规则骑行10分钟后获取红包的行为，不管他是用几个手机号注册的账号，也不管他是不是一辆接一辆地骑，他都是按照共享单车企业的红包规则来获得的红包。这种行为最多算是占便宜，并不涉嫌违法。”谢永江表示，再加上共享单车企业对红包的规则设计本来就存在漏洞，因此，不能要求这一类的羊毛党或者刷客们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但谢永江认为，如果通过技术手段，在手机中安装GPS地址软件，牢记车牌号从而“薅红包”，这种行为就涉嫌欺诈。

　　“共享单车企业设定的红包规则都对骑行距离和时间做了要求，只有满足这两个要求，才能获得红包；但那些通过技术手段来刷红包的刷客们，根本没有发生骑行行为，也不可能满足骑行时间，而是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提供虚假的信息，蒙骗了系统和平台，骗取红包。”谢永江认为，这种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因此该行为涉嫌欺诈，数额巨大的还构成犯罪，相关的共享单车企业应当向公安部门报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昌也认为，是否破坏平台设定的红包规则是判定其是否涉嫌违法的主要依据。

　　“通过正常骑行获得红包的行为从法律上讲不存在问题，因为平台的设计规则存在漏洞，也就表明它客观上允许这样的行为存在。”邱宝昌表示，而通过技术手段刷红包的行为，破坏了规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涉嫌诈骗。

　　不仅如此，谢永江还指出，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等，因此那些在网上发布“ofo红包漏洞攻略技巧分享”的网友，其行为涉嫌违法。

　　漏洞或为企业疏忽放任所致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利用“红包车”漏洞刷红包的行为被曝光后，有相当一部分网友指责羊毛党破坏了“红包车”活动的初衷：既没有为共享单车企业带来更多的用户和订单，也没有达到节省运维成本，将久置不用的共享单车骑至人流量大的位置。

　　但也有声音指出，从互联网诞生之初，羊毛党就存在了，无论是滴滴快的补贴大战，还是共享单车“红包车”大战，都有羊毛党的身影，因此不能单纯指责羊毛党的行为，相关企业和平台也应反思自身的制度和管理漏洞。

　　邱宝昌表示，“红包车”活动本质上是企业间的营销大战，能否造成轰动效应才是企业真正关心的，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一定程度上是企业疏忽和放任造成的。

　　“比如说，当一辆‘红包车’被从偏远的位置骑行到市中心后，是否还有必要继续被设定为‘红包车’？同一个账号一天获得的红包上限是否能从十几次减少到两三次？同一辆‘红包车’是否能设定发送红包的间隔？”邱宝昌认为，这些限制措施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刷红包的行为，但却能大量减少这种行为，并且企完全能从技术上做到。

　　而谢永江认为，互联行业中的之所以一直有羊毛党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存在远程交易。

　　“远程交易带来的风险，就是让企业的营销活动成为了某些刷单者的赚钱利器，因为企业无法去核实交易信息的真伪。”谢永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肯定不可能通过报警或起诉等手段将所有羊毛党一网打尽，因此比较理智可行的做法就是改变规则，让一些不正当的行为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除此之外，谢永江表示，尽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才是减少各种刷单行为的最有效途径。

　　“互联网行业新事物不断涌现，各种营销活动层出不穷，未来各企业平台若能通过技术监控将这些羊毛党加入黑名单，并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在平台间共享黑名单，那么羊毛党为其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薅羊毛的行为将得到根本的治理。”谢永江说。